黨團組織仍由政治家族大企業控制

　　本報訊：競逐第20屆國會席位的156個黨團組織是否真正代表弱勢及未受充分代表的群體？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大多數並非如此。

　　選舉監察組織“反舞弊聯盟”(Kontra Daya)調查了參與2025年中期選舉的各個黨團組織的被提名者背景，發現超過一半(55.13%)黨團組織與政治家族、大型企業、警察與軍方、貪污案件或“可疑”的倡議活動有關。

　　這意味著，選票上的黨團組織中，至少每兩個就有一個可能並非真正來自其聲稱代表或倡導的群體。

　　政治家族。在被標記的86個黨團組織中，40個與政治家族有關，換言之，大約三成的黨團組織，其獲提名者來自政治家族。其中包括：

　　4Ps Party-list——少數黨領袖利描南(Marcelino Libanan)的子女

　　FPJ Panday Bayanihan——參議員格麗絲。傅(Grace Poe)的丈夫與兒子

　　ACT-CIS——參議員拉菲。杜弗(Raffy Tulfo)的妻子及姻親

　　Tingog Sinirangan——眾議長羅麻地斯(Martin Romualdez)的妻子與兒子

　　在2022年全國大選中，ACT-CIS、4Ps和Tingog是得票最高的五個黨團組織的其中三個，分別獲得兩至三個眾議院席位。

　　儘管這些團體與政治家族有聯繫，但它們仍聲稱致力於推動不同的議題，例如ACT-CIS倡導預防罪案和反叛亂，4Ps關注消滅貧困，而Tingog則主張區域代表性。

　　另一方面，FPJ Panday Bayanihan是黨團組織競選中的新成員，宣稱推動菲律濱人的公民團結及社區服務。

　　“反舞弊聯盟”召集人阿勞(Danilo Arao)向《菲星報》表示，該研究依據學術界對政治家族的定義，即“家族成員同時擔任民選或委任職位”。

　　他補充說：“這與本。杜弗(Ben Tulfo)聲稱的‘地盤勢力絕對必要’的說法相矛盾，事實上，關鍵在於權力與影響力，而非地盤。”

　　大企業。在與大企業有聯繫的86個黨團組織中，有25個的獲提名者擔任一家或多家企業的高層職位。

　　例如，1PACMAN聲稱代表弱勢及流離失所的群體，並專注於體育發展。然而，其多個獲提名人卻在Globalport 900 Inc。擔任董事，該公司主要負責開發及管理全國港口設施。

　　同樣地，TGP自稱代表青年及城市貧困群體，但其獲提名人卻擔任Teravera Corp。(建築公司)及EuroTV Philippines(媒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這兩個黨團組織目前均在眾議院擁有代表，因為它們是2022年選舉中獲得席位的56個黨團組織之二。

　　此外，即將參選的18個黨團組織，其獲提名人具有警察或軍方背景，包括杜特地青年(Duterte Youth)、小馬總統(PBBM)及巡邏(Patrol)黨團組織。

　　涉及貪污。雖然僅有7個黨團組織的獲提名人涉及貪污、瀆職或貪污案，但選舉監察機構警告，這仍是一個重大警訊。

　　例如，Gilas的第二獲提名人馬格諾(Junn Magno)，曾擔任菲國家鐵路總經理。

　　2019年，總統反腐敗委員會就涉嫌非法使用5090萬披索資金的嚴重不當行為而對他提起訴訟。

　　可疑的倡議。總共有11個黨團組織因“可疑的倡議”而被標記，阿勞形容，這些黨團組織的使命與其獲提名人或過往行動並不相符。

　　研究還發現，一些黨團組織同時涉及多項問題，例如不僅與政治家族有關，還與大企業有聯繫，甚至有成員涉及貪污案件。

　　阿勞將這種情況歸因於“缺乏對獲提名人的審查機制”，他指出，在部分團體的資格受到質疑的同時，仍有一些真正的弱勢團體被取消參選資格。

　　黨團組織制度的起源

　　黨團組織制度成立於1987年憲法，規定眾議院的20%席位必須由黨團組織的代表擔任。

　　根據法律，這些黨團組織應代表勞工、農民、城市貧困人口、原住民、女性及青年等弱勢和未受充分代表的群體。

　　這項規定在《1995年黨團組織法》或第7941號共和國法中進一步詳述，其第一條規定，黨團組織應來自“弱勢及未受充分代表的群體”，特別是那些“缺乏明確政治選區的群體”。

　　在第20屆國會選舉中，眾議院有317個席位，其中約63個席位將分配給黨團組織。

　　為獲得席位，黨團組織必須獲得總票數的至少2%，所有達標的黨團組織將按得票率排序，並可獲得最多三個席位，具體席位數量依剩餘席位數而定。

　　例如，如果只有60個黨團組織獲得2%以上的選票，剩下的三個席位將分配給排名前三的黨團組織，其餘每個黨團組織各獲得兩個席位。

　　菲律濱選民可在眾議員選舉中投下兩票：一票給選區代表，另一票給黨團組織。

　　根據菲律濱調查新聞中心的報告，在現屆國會中，54個黨團組織中有36個(三分之二)與政治家族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