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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 | 邓建国:大变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2021年11月02日 10:33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网   【字体:↑大 ↓小

  (东西问)邓建国:大变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中新社上海11月1日电 题:大变局下,中西方文明交流何以“去塞求通”?

  ——专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学系主任邓建国

  作者 樊中华 张楠

  交往历史源远的中西方突破“交流屏障”为何格外不易?日新月异的现代媒介技术对中西方“听懂彼此”是桎梏还是机遇?交流表象背后应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学系主任邓建国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纵观历史,中西方之间交流“畅通”远多于“不畅”,传播表象背后是东西文明流动的多次转向,其动因正是彼此希望学习互鉴的内驱力量。

资料图: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名城甘肃敦煌,万人畅游鸣沙山月牙泉。王斌银 摄
资料图: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名城甘肃敦煌,万人畅游鸣沙山月牙泉。王斌银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之间的文明交流有千余年历史,“不畅”是否是常态?

  邓建国:回望历史,中西方交流并非始终“不畅”。早在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就将中国的文明图景带回西方。他对元朝初年中国商埠和大城市繁荣景况的描述,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了西方“中国想象”的底色。

  1405年开始,郑和下西洋主动传播中华文化,影响深远。他途经的亚非诸国,惊叹震撼于明朝船队的舟楫之雄伟,人物之丰伟,才艺之巧妙,以及明朝具体而微、缜密有序的礼仪文化。这些远胜于当地的物质与文明让航线沿岸国家对明朝中国充满向往,并主动派遣使臣,前来学习效仿明朝的先进文化、技术甚至制度体系,促进了本国发展。

  随着新航线开辟,16到17世纪,大量欧洲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乃至汉学典籍带回西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精通汉语,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在其著作中详尽介绍中国,使欧洲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更加积极乐观。

  彼时西方对中华文明一直处于仰慕和向往的状态,欧洲在18世纪甚至形成了近百年的“中国热”。从王室到平民,都在热议中国的戏曲、瓷器、园林、风俗文化等。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家等思想,以及由此勾画的文明、安定、富裕的国家图景等,为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且战乱不断、急切寻找新政治体制出口的欧洲所向往。伏尔泰热衷于赞美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将孔子看作“理性”和“智慧”的“阐释者”。其借用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思想文化,拓展视野,逐步形成其启蒙思想体系。

  因此,在近代以前,中国的灿烂文明一直在向西方输出,虽然囿于当时的传播工具和地理空间限制,是涓涓细流,但整体而言中华文明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资料图:观众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参观“拉斐尔的艺术:不可能的相遇”展览。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资料图:观众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参观“拉斐尔的艺术:不可能的相遇”展览。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哪些因素导致了近代以来中西方的“交流不畅”?

  邓建国:最根本的原因是自18世纪以来,中西方社会发展产生了一次大分野。当时中国仍处于农耕社会缓慢的发展模式中,而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自然科学获得大发展,进一步催生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升。一方面,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思想文化飞速进步,现代化的生产体系、制度、律法体系开始逐步建立;另一方面,生产过剩使其本国市场供大于求。此时,根据以往形成的“中国想象”,西方开始渴望与远在东方的大国建立贸易关系。

  这就形成了近代中西文明一次颠覆想象的“大碰撞”。1793年,清朝乾隆时期,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一支800余人的使团来华协商通商贸易,遭到乾隆拒绝,经历“下跪之争”,还看到了真实的、落后于彼时西方的中国。

  英国人来华寻求贸易机会本是一次中西方深入交流的机会,但因为中西之间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相去甚远,二者碰撞之后弹开。此后,英国便开始了对华鸦片贸易,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则开始进入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期。由于“救亡”的紧迫性远大于文化的复兴与启蒙,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技术以迅速改变落后的中国,此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成为主流。由此,中西方信息流向发生了一次彻底的转向。

  同期,以电报的发明为开端,现代传媒技术尽数出现在西方,支持了其无所不在的殖民统治及价值观输出,这使西方进一步掌控了近代以来国际传播的话语权。

  因此也可以说,“中西沟通”并非一直不畅,而只是信息的流向有所变化。从中国角度,由通而塞,是由中西方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分野造成其从“传者”身份向“受者”身份转变的不适。而在西方视野里,“想象中的中国”破碎后,很长时期内,无论在传播技术上还是现代文明上,中国都沦为其“理所当然”的被动的“受众”。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崛起,伴随文化复兴、文化自信的回归,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日益发达,这让中西方交流呈现怎样的新趋势?

  邓建国: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西方仍是话语强势的一方,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此外,中国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多体现在消费、服务等应用端,美国三大社交媒体的全球使用率仍然极占优势。

  但另一方面,一国的经济硬实力能影响其软实力,崛起的中国代表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华文明的复兴。中西之间的文明接触在所难免,但其流向会更多地呈现双向趋势。在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内,“如何做”要比“如何说”更为重要。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应在行动与传播上双管齐下。例如,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中国通过多种路径践行了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承诺,中国有力控制疫情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等,这些行动和事实世界有目共睹,都可通过传播的基础设施和内容向西方流动。只要一国言行一致,公信力自然就会建立起来,获得全球的认同。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1年9月22日,法国卢浮宫时隔一年推出线下新特展,名为《远道而来》,展示各种与贸易和旅行相关的藏品,还特别介绍古丝绸之路等贸易路线。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资料图:当地时间2021年9月22日,法国卢浮宫时隔一年推出线下新特展,名为《远道而来》,展示各种与贸易和旅行相关的藏品,还特别介绍古丝绸之路等贸易路线。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中新社记者:面对中西方交流现状,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可以主动做些什么?

  邓建国:一方面是宏观理念上的转变,中国应该更加充分地打开自己,让西方更加了解具象的中国。

  这种“打开”包括重新认识何种信息能使人产生认同。说服理论中有一个“知识偏见”的概念,即公众在决定是否相信一个发言者时,会将其发言内容与发言者身份(及其背后利益)相比较。因此,中国人自我批评与批评外国人,对自身公信力的影响效果完全不同;其次,中国的对外传播应更多地展示真实的人及由此构成的国家。优点很多但也有一些缺点的国家,会显得更真实、亲和、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国际传播中“求同”而非强调差异。文明的异质可能源于地理环境的隔绝与迥异,但论及受众个体对信息的渴求,无论东西方都大致一样。这种“同”是中西方受众同为“人”能够彼此理解的本性。

  虽然当前媒体表现形式多元化,但为不同媒介寻找适合的信息去传播仍是关键。非虚构写作正是硬新闻之外的一种体裁,它把普通人的故事讲给普通人听,运用大量好看的电影叙事手法,在人情人性层面打通中西方受众,使之共情、相互理解。事实证明,无论中西方受众,都对这种充满人性的、沉浸式的新闻体裁兴趣浓厚。

  除了在细节上使受众具备易感性,一个文明还要在价值观上具有吸引力,两相结合就具备了较强的传播力。

  这就需要基于文明的价值观进一步脱离其具体性意识,要有更多普适性,甚至抽象性。其传达的理念可让全世界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去积极解读,转化为“自我理想”。对西方受众而言,这与地理隔绝时代构建的脆弱的“中国想象”不同,这种认同是发达媒介时代一个国家言与行、现实与理想、古代与今天之间三组张力的统一,具有建立在真实性上的理想性魅力。(完)

  受访者简介: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博导、传播系主任、传播学博士,曾任Shanghai Daily记者、编辑。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新闻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新闻奖网络新闻和国际新闻评委、上海市曙光学者、Sixthtone高级顾问等。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中外传播思想、媒体融合等,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两部,译著多部,完成国家社科项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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