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斌：20世紀上半葉菲律濱華僑體育的興起與體育民族主義探析

　　20世紀上半葉菲律濱華僑體育的興起與體育民族主義探析

　　薛斌

　　編者按：第22屆冬季奧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行。全世界的目光都在關注和期待北京冬奧會，海外華僑華人更是熱切期盼和密切關注。華僑華人是中國發展的獨特優勢與寶貴資源。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各個歷史時期，華僑華人為中國各方面事業的發展都做出了獨特貢獻。特別是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同樣凝聚著海外僑胞與歸僑僑眷的智慧與力量。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批批歸僑體育人才為新中國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奉獻了自己的青春與力量；2008年北京舉辦第二十九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華僑華人踴躍參與，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海外僑胞、港澳台同胞捐款9.4億元興建北京奧運場館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2022年北京冬奧會，以谷愛凌為代表的華裔冰雪運動員紛紛回歸，代表中國出戰……在北京冬奧會即將開幕之際，特刊出“華僑華人與體育”，以展現華僑華人為中國體育發展做出的貢獻。

　　體育在構成現代國家、社會和文化意識等方面，作用與潛力巨大，是政治一致、道德、自尊和優越性的一個源泉。為了培養健全國民、洗刷民族恥辱，近代中國體育被賦予了改善國民體格與維護國格的民族使命。“病夫”和“東亞病夫”，最初是晚清以後知識分子反躬自省的歷史話語，他們認為“病國”的根源在於孱弱如“病夫”的國民，欲以此名詞來引導國人注重尚武精神。後來，“病夫”一詞，演化為西方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和中國人身上種種羞辱行為的象徵符號，成為百年來民族主義動員群眾的利器。哈格裡夫斯認為，人們通過體育手段提高民族聲望，尋求民族生存邊界的合法性，補償民族在其他方面的弱小，通過和平手段追求國際競爭的社會情感與意識形態，形成了現代的“體育民族主義”。在不斷變化的國家環境中，“體育民族主義”是民族在他者間自我肯定的一種形式，它對體育或非體育的挑戰或事件進行複雜的社會政治回應，無條件地接受高水平的典範和競爭性的民族精神。

　　20世紀上半期，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成為南洋華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在近代南洋華僑體育的組織與發展中，民族主義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許多研究探討了華僑體育對中國的認同與貢獻，部分學者也關注到民族主義對華僑體育在南洋發展的狀況及其社會功能。然而，對於近代菲律濱華僑體育的研究，學界鮮有論述。本文根據民國時期菲律濱當地出版發行的報刊資料等，探討菲律濱華僑體育的興起與發展。筆者認為，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菲律濱華僑體育在20世紀上半葉興起並不斷發展，提升了民族威望，鞏固了華僑社會基於中國認同的內向性和一致性，為華僑在當地生存發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一、菲律濱華僑體育興起的背景

　　1913年被認為是菲律濱華僑體育發展的起點。儘管此前菲律濱體育已有相當發展，然而，直到1913年伍廷芳率中國選手赴菲參加第一次遠東運動會，菲律濱華僑才初次認識到體育事業的重要性。菲律濱華僑體育的興起與發展，得益於菲律濱現代體育的興起，也與同一時期世界各地的僑界體育發展和交流影響有關，更與“體育救國”話語在菲律濱華僑社會的傳播密切相關。

　　(一)現代體育在菲律濱的興起

　　西班牙統治時期，菲律濱幾乎沒有現代體育概念，鬥雞是大眾主要的娛樂和體育方式。1898年美國佔領菲律濱後，開始推行所謂的“仁慈同化”，現代體育運動被美國士兵、殖民當局和基督教青年會引入。棒球首先作為一種文明運動被大力推廣，以取代西班牙統治時期野蠻的鬥雞行為，籃球也以“現代運動”的特徵發展為菲律濱的國家運動。美菲教育部門認為，學校體育訓練要適應於改進菲律濱人的體格，公立學校大力推廣體育，菲律濱學生對比賽的熱情甚至超過了美國的學生，嘉年華會跨校運動會、省際和各級運動會體系也建立起來。

　　社會體育運動方面，基督教青年會埃爾伍德•布朗主持建立了“菲律濱業餘體育聯盟”，提出讓每一個人都享有體育運動的權利和機會。美菲當局也大力支持，王城邊公共運動場與嘉年華運動場取代了西班牙時代的王城護城河與黎薩就義刑場。1913年，美菲政府成立了運動場委員會，後來逐漸被推廣到全島。體育與菲律濱人的民族性格極為契合，凡有空地都被用作運動場，每日下午有各種比賽，旁觀者“拍手跳腳、興高采烈”，正式比賽的氛圍更加熾烈。

　　除良好的硬件設施以外，馬尼拉等地還有包括華僑、菲律濱人、西班牙人、美軍甚至英僑參加的國際聯合運動會。菲律濱華僑耳濡目染，加上時時與當地隊伍切磋，其體育組織與技術得以精進。“菲島體育之發達著稱於東方，青年子弟朝夕觀摩”。菲律濱這種濃厚的體育環境氛圍，對於華僑體育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二)華人世界體育發展與交流的影響

　　菲律濱的華僑體育發展，也受到同一時期華人世界體育發展和交流的影響。在20世紀前後的華僑社會中，英屬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是華僑體育發展較早的地區。1885年，海峽殖民地土生華人首先成立“海峽華人俱樂部”，從事網球、板球及其他英式運動，1894年成立的海峽華人足球俱樂部後來組織了中國新年運動會。體育成為馬來亞華僑增進民族政治認同的重要工具。1905年，吧城中華會館的教師與職員成立了荷屬東印度第一個中華體育會。1917年，荷屬東印度華僑在三寶壟賽德蘭廣場舉行了第一次華人體育運動會，並設立流動期限一年一次的“忠烈”獎盃，爭奪獎盃的隊伍有三寶壟體育協會、泗水體育協會和巴達維亞健身協會。

　　對許多菲律濱普通華僑來說，他們第一次接觸體育就是以觀眾的身份感受體育表達的民族精神。1912—1913年，伍廷芳電邀檀香山華僑棒球隊，並親率第一屆遠東運動會中國代表團到訪馬尼拉，中國選手的表現不僅堅定了華僑內向之心，還使其明瞭華人完全可以與外國人同場競技。第一屆遠東運動會的中國選手，受到中華商會的隆重接待，僑領鄭漢淇表示，“華人已經來到菲律濱超過三百年了，這次訪問是最成功和最令人矚目的一次。”“第一屆遠運會的中國選手主要由學生組成，他們用令人稱譽的表現展示了一個新的中國的精神，勇於面對打擊並在其中真正成長。”這些展現民族新氣象的選手，成為菲律濱華僑對體育觀感與興趣的起點，在此之前，旅菲華僑“殊無體育可言”。

　　1913年前後，華南足球隊、第一屆遠東運動會中國代表團、檀香山華僑棒球隊相繼赴菲比賽後，接待的菲律濱僑領與眾多普通華僑成為第一批中華體育“粉絲”。為了進一步宣揚中華民族形象與“增光僑界”，邀請華人球隊訪菲成了慣例。華人世界的體育發展與交流，對於菲律濱華僑體育的興起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激勵鼓舞作用。

　　(三)“體育救國”話語在菲律濱華僑社會的傳播

　　菲律濱華僑體育的興起，也與“體育救國”話語在菲律濱華僑社會的傳播密切相關。20世紀初，中國民族主義出現後，“東方病夫”成為中華民族被想像的重要現實面相之一，獲得廣泛共鳴。梁啟超慨歎：“四萬萬人，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認為要破除中國人柔懦之積病，必須提倡尚武精神。在嚴復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競爭觀念之後，梁啟超將“病夫之國”的概念延伸到“如病夫之國民”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後，無論廟堂之高或江湖之遠，多接受國人體格虛弱如“病夫”的認知，並為“強種保國”而吶喊。從清末以來以兵式體操為代表的軍國民體育，到基督教青年會和各教會學校輸入的新體育形式，都被大力提倡，“體育救國”成為時代之音。教育家張伯苓認為，中國人的虛弱、消沉與低效源於對體育的忽視，體育是建立強大中華民族的當務之急。在外交領域，伍廷芳認為“中國之孱弱，皆因少年未嘗有相當之運動故”，運動可振作精神，鞏固民族團結。王正廷也警示說，種族孱弱必定導致天然淘汰的致命困局，中國文弱已達極點，“救國必先強種，強種非男女體育同時提倡不克”。

　　中國與南洋教育、體育界人士往來密切，“體育救國”話語在菲律濱華僑社會逐漸得到傳播。1917年，中國教育考察團代表韓振華在菲演說，強調中國的情勢，要求“國人必個個有強健之體魄、耐久之能力”，而“我華僑與他人循此同一進化之軌道，對於體育多多注意，此事若在學校提倡，必更易行”。1919年，赴菲參加第四屆遠東運動會的陳掌諤選擇在馬尼拉半工半讀，就讀於菲大體育系的同時出任中西學校體育教習。他在各校學生體育會中倡導足球、籃球和田徑等體育小組，並教授體育學理、經驗和常識，積極推動華校間的友誼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