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斌：20世紀上半葉菲律濱華僑體育的興起與體育民族主義探析 (2)

　　20世紀20年代，南洋與國內教育體育界往來更加密切，除僑校教師與歸國僑生以外，還有各種教育考察團、體育旅行團往來考察與遊歷，新的媒介和組織也被用於體育宣傳。1920年，陳公哲等五人組成“精武旅行團”到南洋各屬宣傳精武精神，即通過體育來培養體魄健康的全新中國人。他們將在國內拍攝的“精武影片”和《精武本紀》等書刊帶到南洋各地播放與散發，南洋華僑大受感染，紛紛在各地建立精武分會。

　　此外，菲律濱華僑從赴菲到在菲的一些不堪經歷，也使得他們重視體育。如作為中國人遭遇的檢疫屈辱與不公，被宣傳為帶菌者與不衛生及其他污名化或負面、頹廢的群體形象，激起華僑對“病夫”的恥感與對體育救國的響應。面對菲律濱人衛生、教育與體育的進步，他們有著緊迫感和學習的願望，積極倡導教育、體育以保持群體競爭力。

　　在“體育救國”話語等因素的影響下，菲律濱華僑逐漸意識到體育對民族強健的重要性。華僑教育會會長林西錦認為，體育關係到國民有無結實的體質、強健的腦經、堅毅的心志、為民族爭存的根本要圖。中西學校校長顏文初駁斥只有窮人需要體力謀生才被賦予健康身體的解釋(閩南語“歹命勇”)，強調好學生必須具備健康的體格。《中西日報》總編輯林籟余呼籲，只有在青年學子中積極提倡體育，才能返老大之支那，成新少年之中國。體育家陳掌諤將中國對外失敗歸結於國民孱弱，希望僑界青年明瞭訓練體育與強健種族的關係。菲律濱華僑體育家林珠光認為，支持體育可以增添祖國的男性氣概，體育和學力的結合終將使中國立於世界偉大民族之林。

　　二、國民教育與菲律濱華校體育的展開

　　菲律濱華僑體育，首先在華僑學校實施發展，以“保存兒童之活潑性”和“注意身體之發達”，其典型的代表如小呂宋中西學校。隨著華僑學校的增多，聯合體育組織逐漸建立，進而影響到華僑社會體育的發展。華校體育是華僑體育的先鋒，為華僑社會培養了體育人才，營造了濃厚的體育氛圍。

　　華僑體育的發展，與華僑教育的革新有著重要聯繫。民族主義是20世紀前期華僑教育的核心，辛亥革命之後，華僑學校成為華僑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重要因素。1912年前後，受到華僑民族主義傳播及菲律濱教育進步的影響，小呂宋中西學校逐漸由私塾向現代學校過渡，體育也成為培養健全國民教育目標的重要部分。1914年，菲律濱華僑教育會成立並確定徵收教育附加捐方案，華僑學校在數量與入學人數上都有所增長，這是華校體育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托。

　　中西學校等菲律濱華僑學校實行中英雙語教學，在華僑體育人才出現之前，往往由英文教員兼授體育。1912年，中西學校學生遊藝會閉幕時，英文教員禾禮演講了組織體育會概要，成為華僑體育的啟蒙。中西學校要求全體學生每日練習兩次十分鐘長的體操，該校學生蔡因賞、林珠光等還創立了籃球協會，其學生遊藝部籃球隊在首次華僑運動聯合會籃球賽中獲得優勝。1916年，中西學校學生在國慶紀念日活動觀禮團前表演了兵式體操、柔軟體操等。

　　中西學校堪稱菲律濱華僑體育的搖籃，湧現了林珠光、李煥彩、蔡一線、薛安然等體育領袖與優秀運動員，後來在菲島、香港、上海和日本各地“堪掛無敵牌，為僑眾、為祖國爭得無限榮光”的中華青年會籃球隊員，都是當年在中西學校最活潑的小學生。20世紀30年代末，在馬尼拉學校女子籃球聯盟中，中西校友隊的中國姑娘是最好的球員，該隊領銜聯盟，美僑學校隊也只能居於其後。

　　隨著菲律濱華僑學校的增多，各校開始謀求建立聯合體育組織。1919年，馬尼拉各華校教員足球隊與菲律濱中華學生體育會相繼成立。同年，中華學生體育會與僑界商人組成的卓越足球隊聯合作為華僑代表參加黎薩省運動會，與菲隊勁旅一比一戰平。當日華、菲各報均稱，初次呈現社會的華人體育技藝已有如此成績，來日成就不可限量。1921年，華僑教育會會議上，怡朗商業學校甚至提出“組織各校聯合運動會案”，指出聯合運動會一可促進學生體育進步，二可為各校學生創造聯絡的機會。不過，儘管各地華僑教育代表多數通過了該提案，但由於客觀條件限制，改為“注重體育俾各校先行籌備從緩實行”。1922年，陳掌諤與馬尼拉六所華校校長發起首次華校聯合運動會，促進了華僑青年對田徑及各種球類運動的關注。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華校體育隨著華僑教育的發展走向興盛，各地僑校，均有組織各種球隊並積極參與地方賽事。經過多年提倡，強健的體魄在許多學生眼中已是成材的基本條件，好學生要同時“與圖書館和運動場做個好朋友”。菲律濱華僑體育，起步於華校體育，逐漸擴大到整個華僑社會。

　　三、體育民族主義與菲律濱華僑社會體育的發展

　　菲律濱華僑體育的發展，還受到國慶紀念日、日本侵華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響。國慶紀念運動會成為培養國民意識的機制；隨著日本在菲律濱勢力不斷擴張及發動侵華戰爭，菲律濱華僑對國恥家仇更加感同身受，積極開展強調民族競爭與支援抗戰的“救國”體育。

　　(一)“體育強國”與菲律濱華僑體育的發展

　　1917年，禾禮曾著文評價當時菲律濱華僑體育仍處於幼稚時期，儘管華僑青年表現出在運動上的潛力，但零星的華僑體育組織往往難以長久維持。究其原因，即華僑缺乏發展體育所需的組織、精神、激勵以及從事體育鍛煉的時間。而菲律濱華僑民族主義的發展，無疑提供了禾禮所列體育持續發展所需要的要素。

　　1924年，林珠光率領以青年會籃球隊為主體的菲華代表隊回中國參加第三屆全運會，被劃入華南區，開創了華僑參加全運會正式比賽的歷史。20世紀20年代末，林珠光以個人財力成就了菲律濱華僑籃球隊遠征日本、北美各地的壯舉，中華青年會籃球隊在日本五戰五捷後，菲律濱僑界高呼此役，“不僅為我中華在體育上增燦爛之歷史，實為我四萬萬同胞在國際上一吐不平之氣，大爭國體之光榮也。嗚呼！‘數千年來’列強以‘東亞病夫’四字譏中國者，至是亦不得不退避三舍”。此次籃球比賽的勝利，直接影響了漢族人種及國家地位的提升。

　　國慶運動會是菲律濱華僑社會體育的重要機制，成為華僑集中展現民族精神穩定和持續的舞台。當時華僑遇見喜慶的日子，每每要升國旗慶祝，逢國慶紀念更是如此，後來運動會也逐漸加入國慶紀念儀式中。辛亥革命作為一種象徵性的國家符號，與具有廣泛群眾性和影響力的雙十國慶紀念儀式，增進了華僑社會的內聚力和民族意識。國慶紀念不僅使華僑處於光榮集體歷史記憶的共情當中，而且關注當下與未來，即通過盛大的慶典“發揚國光於海外”，並希冀以此開啟“將來之節節勝利”。

　　1924年全運會後，菲律濱華僑開始在每年的國慶紀念日舉行各校國慶運動大會，參觀人數都在兩千人以上。在最初幾年，菲律濱華僑國慶紀念運動會作為一種兼具大眾娛樂功能與培養國民意識的機制，主要強調後者並多限於教育界。1931年菲島星期休業律實施後，華僑工商界紛紛利用星期日餘暇組織球隊進行體育鍛煉，更多球隊得以參加國慶運動會公開組等華僑賽事。

　　儘管星期休業律為部分華僑提供了從事健康娛樂的機會，但更多華僑卻藉此賭博從事不正當娛樂。賭博、酗酒等不正當消遣使國人精神恍惚、身體衰弱，被認為是“東方病夫”的由來之一。因此，華僑青年被鼓勵從事體育等集體參與的正當娛樂，以確保身體健康，養成活潑的社會與國家精神，洗雪“東方病夫”之恥。華僑的不正當娛樂與“病夫”的形象聯繫在一起後，提倡體育等正當娛樂也就成為關乎民族聲譽的大事。

　　(二)“體育救國”與菲律濱華僑體育的繁榮

　　20世紀3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侵華加劇及其在菲島的經濟勢力持續擴張，菲律濱華僑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極為激烈。1934年，在馬尼拉舉辦的遠東運動會中，中國成績不佳，遠東業餘體育協會在中國代表未到場的情況下，被日、菲非法解散。菲律濱華僑親身經歷屈辱與失望，義憤填膺，意識到國家與體育的相互關係及大時代的責任，僑社體育活動一時異常蓬勃。全面抗戰開始後，菲律濱華僑社會一致對敵，緊密團結和加強聯絡，中華商會、學聯會、青年會、抗敵會與婦慰會等團體協作組織了各種救國色彩濃厚的賽事及直接為抗戰籌集資金的義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