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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東芹:華僑華人與近代中菲文化交流

2022年01月17日 22:02 稿件来源:菲律賓商報   【字体:↑大 ↓小

稿件来源:菲律賓商報

2022年01月17日 22:02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菲文化交流出現了西方化的菲律濱文化被大量引介到中國的現象,對于推動僑鄉近現代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1898-1946年菲律濱歷史上的美國統治時期(1942-1945年為日本佔領除外),對華僑的政策相對寬鬆,在這種有利條件下,華僑人口增加,政治地位改善,經濟也有長足發展,菲華社會進入穩定期。由于政治環境寬鬆、經濟發展順利,加之19世紀末20世紀初華僑國民意識覺醒,這一時期也是菲律濱華僑對祖國事務最為關注、投入最多、影響最顯著的一個時期。與此同時,美國統治加速了菲律濱的西方化和近代化,相較于中國文化,西方化的菲律濱文化在很多方面處于高位,因此,這一時期中菲文化交流出現了西方化的菲律濱文化被大量引介到中國的現象。正如著名社會學家陳達所言——“有知識和有經驗的南洋華僑,于其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地受著歐洲文化的影響。有些歐洲的新習慣與新技術,他們認為是南洋社會的優點,而且頗可供給祖國採用,因此隨時向家鄉介紹,以期發展實業,或提高鄉人的生活程度。”這些嘗試涉及各行各業,對于推動僑鄉近代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將聚焦以往研究較少涉及的建築、服裝、語言和體育等方面。

  一、建築

  對在外打拼的華僑而言,衣錦還鄉時展示“成功”最好的方法就是“起新厝”,因此僑匯中用于建房的比例也較高。20世紀20-40年代,僑鄉發展出現一個黃金時代,大量僑匯回鄉,僑鄉景觀為之一變。

  1.僑鄉建築新景觀:騎樓與洋樓

  騎樓和洋樓屬外廊式建築,這種建築結構開放、通風良好,尤其適合熱帶地區。最早由英國人建于印度,19世紀初隨英國人進入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新加坡的華僑街區,並傳入東南亞各地,之後又被華僑帶回祖國。在閩南地區被稱為“五腳基”(go-kha-ki),在城市體現為成片的騎樓街區,在市鎮鄉村體現為帶柱廊的洋樓民居。

  騎樓是底層為連續柱廊式有頂人行道的臨街樓房,除通行外,還有蔽雨、遮陽的功能。閩南地區的騎樓建設與近代市政規劃同時展開,漳州最早,始于1918年;廈門始于1921年,成效最大,因廈門是一個人口集中的商埠城市,對商業店舖與普通住房的需求量大,騎樓這種底層可經商上層可住家的建築類型,特別適合于城市對商業和住房的要求,加之隨著城市的發展,廈門地價和房價不斷看漲,騎樓成為房地產開發的主要形式,吸引華僑大量投資。到抗戰前,廈門共建成近三十條騎樓街道,形成了以騎樓為特色的商業城市格局。泉州的騎樓建設始于1922年,僅中山路一條街而已。

  洋樓,俗稱“番仔樓”,是近代閩南僑鄉出現的一種中西合璧的新建築,可簡單定義為“近代殖民地式外廊風格的多層民居建築”。洋樓有兩個主要特點:外部洋化和豎向樓化。所謂外部洋化,一是在結構上採取外廊式結構,二是在立面裝飾上採用西化的山頭及繁複的裝飾技法。所謂豎向樓化,是指洋樓在傳統民居的平面空間佈局(合院)的基礎上進行垂直擴增,形成二層以上的樓房形制。因為這兩個方面的變化,致使洋樓與傳統民居在外觀、體量及造型等方面都表現出顯著差異,洋樓因而成為僑鄉一道獨特的風景,也成為外鄉人辨識僑鄉的一個突出景觀。

  2. 華僑在引進西方建築文化中的作用

  華僑在騎樓和洋樓的引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提供了資金上的保障。僑鄉地產購置或建築費用主要出自僑匯。據考證,福建僑匯于1912-1920年年均1815萬銀元,1921-1928年增至年均4683萬銀元,1929-1931年增至年均6629萬銀元,1932-1935年為年均5141萬銀元。閩南地區占的份額相當大,其中泉州地區僑匯非常可觀,且主要來自菲律濱。

  就騎樓而言,20世紀20-30年代閩南的騎樓建設,華僑是最主要的投資者。在廈門,旅菲華僑李昭進、李清泉叔侄大力投資包括改造街道、建設騎樓等市政工程,到抗戰前,他們在廈門房地產業累計投資達225萬銀元。在泉州,市區改建的各主要街道兩旁的樓屋,也以華僑投資的佔多數;石獅街道改建,華僑投資佔十分之六。

  就洋樓而言,主人也多為華僑。以廈門為例,鼓浪嶼有1200多棟老別墅,主人大都是來自周邊地區的華僑、富紳,多來自泉州下轄的晉江、南安等地。由于歷史上晉江人移民海外絕大多數前往菲律濱,可以推斷,老別墅的主人中菲律濱華僑數量應該不少,在號稱“鼓浪嶼十大別墅”的著名別墅中,就有包括楊家園(1913)、金瓜樓(1922)、黃榮遠堂(1920年代)、容谷別墅(1926)、番婆樓(1927)、海天堂構(1920年代)在內的六棟屬於菲律濱華僑,由此可見旅菲華僑在鼓浪嶼老別墅中業主的比例之高。在泉州,洋樓也有許多是由旅菲華僑出資建造,比較有名的如泉州市區的陳光純樓(1912)、宋文圃樓(1915)、傅梓春樓(1948);晉江市龍湖鎮的春暉樓(1920年代)、許經撇宅(1933)、石獅市永寧鎮的六也樓(1929)、石獅市寶蓋鎮的景勝別墅(1946)、南安市霞美鎮的陳氏民居(1931-1950年代)等。比較成規模的南安華美村和晉江梧林社區的華僑建築群也以洋樓為主,主人多為旅菲華僑。

  (2)帶來了觀念上的革新。一方面指華僑思想較開明,擯棄中國傳統建築文化中落後觀念與做法,而以西方科學觀念和做法取而代之,如開窗大且多,使住房的通風采光都有明顯改善。另一方面是指華僑刻意模仿西方建築的結構或語彙,而使洋樓呈現突出的西化或中西合璧的特徵,在結構和外觀上包括採用外廊式、多層式結構,採用西式的山頭、欄杆、柱式、窗套等。“山頭”又稱“山花”,是指西式建築物正立面正中頂部的“山”字形的構件,無功能性價值,僅起裝飾作用,但由于是建築物的“臉面”,在被華僑引進到僑鄉之後,成為洋樓上可以大作文章的部位,通過形式、裝飾各異的山頭使洋樓錦上添花。此外,採用柱廊式結構、垂直樓化發展、西式欄杆、柱、窗等,都使洋樓呈現出獨特的“中西合璧”的風格。華僑業主則借此大體量、洋式的外廊和樓式結構以及繁複裝飾的華麗山頭及外牆,顯示自己的豐厚財力、西化的審美趣味以及認同觀念。正如有學者所言:“從異國情調之文化表述的選擇或接納,也可看出近代海外歸僑不同于當時知識階層對于中國主體性與文化的思考:他們羨慕僑居地或租界之殖民者的優越地位,並期待將傳達優越地位的殖民建築作為自己成功的腳注。這種近代歸僑集體意識與美學認同之心智狀態,服膺了傳統價值觀,生產了融合傳統體制與西式建築裝飾的混血洋樓,成為一種象徵性的資源。”

  (3)充當了技術資料的傳遞者。經考證,洋樓的建造主要是經由四種途徑:1華僑從南洋帶回圖紙、即藍圖、相片等圖樣;2歸僑之間的模仿;3本地建築師的設計;4地方匠師的模仿性操作。其中,華僑由僑居地帶來圖紙的做法最為普遍,鼓浪嶼上的金瓜樓、西林別墅、亦足山莊、康泰路61號、黃榮遠堂等都是由華僑自菲律濱帶回圖紙,再交由上海或本地建築工匠施工的。可見,華僑在近代西方建築文化的引進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二、服裝

  服裝被稱為人類的“第二層皮膚”,是人的審美意識、文化修養乃至價值取向的外化。近代西裝傳入中國,華僑功不可沒。作為時尚的引領者,華僑引介的不止西裝,比如旅菲華僑在抗日戰爭勝利中菲交通恢復後紛紛回國,他們給僑鄉帶來的洋裝就包括:

  1.保羅衫:即“馬球衫”(Polo shirt),1926年由法國網球運動員勒內‧拉科斯特(Rene Lacoste)設計。它沿襲了襯衫的傳統,保留了領子,又為了便于運動而做成短袖,還因為不必扎進褲子而設計出前短後長的下擺,可避免在坐下時出現一般襯衫因前擺過長而折皺起來的情形。這種方便運動的帶領短袖衫在設計出來後,很快就成為網球和馬球運動員的標準服裝,20世紀40年代後,美國的馬球運動員普遍穿著這種短袖衫,因此,這種因網球而誕生的“網球衫”卻被稱為“馬球衫”(Polo shirt)。保羅衫傳到菲律濱後也很快流行起來,成為一種可以代替西裝在正式場合穿著的服裝。保羅衫正式與休閒兼備,加之適宜閩南的氣候,所以,戰後被旅菲華僑帶回後,也很快成為閩南僑鄉夏秋兩季的流行服裝。

  2.夾克衫:即“Jacket”,是一種胸圍寬鬆、袖口和下擺呈收緊式樣的短上衣,由中世紀歐洲男子穿著的一種名為“Jack”的粗布短上衣演變而來。由于袖口和下擺都收束起來,特別適合從事勞動生產,因此,工業化到來之後,夾克衫也成為工作服的經典式樣。由于夾克衫款式簡潔、造型輕便、活潑、富有朝氣,因此,特別為青年人所喜愛。二戰結束後,旅菲華僑將夾克衫帶回僑鄉後,這種時髦的洋裝便在閩南地區流行開來,成為僑鄉青年常穿的服裝。此外,受華僑影響,西方現代體育觀念和運動項目傳入僑鄉,閩南僑鄉也一度流行男女青年春秋兩季喜著運動衫的風尚。

  三、語言

  華僑進入菲律濱後,中菲文化發生碰撞,菲律濱人講的泰加諾語和華僑講的閩南話之間相互藉詞非常普遍。而除了泰加諾語,閩南語還吸收了不少英語詞彙,主要原因即為菲律濱的美統時期英語為官方語言。

  由于吸收了泰加諾語和英語及其他“外語”成分,菲律濱華僑所說的閩南語已與本土僑鄉的閩南話有所不同,在詞彙、腔調等方面都有所變化,表現出融合菲律濱語言文化元素的當地化特徵。近代華僑赴海外被稱作“過番”,華僑被稱作“番仔”或“番客”,因此,他們所說的帶“洋味兒”的閩南話被稱為“番仔話”。華僑返鄉,以這種頗具異域風情的番仔話與鄉親交流,長此以往,番仔話中的藉詞也進入本土閩南話的體系中,使得閩南語詞彙和語音更加豐富多彩。

  四、體育

  足球、籃球、排球“三大球”為西方運動項目之代表,都是在近代由海外傳入我國,海外華僑是最主要的媒介之一。在閩南僑鄉,華僑對于這些項目的引介和普及貢獻巨大,尤以籃球最為典型。籃球是閩南地區最為普及、最具群眾基礎的體育運動項目,而其傳入和發展就與菲律濱華僑有著密切關係。菲律濱人受美國影響,十分喜愛籃球運動,在此氛圍中,旅菲華僑中喜愛籃球者也非常多。1933年,晉江旅菲華僑曾仲友率領菲律濱華僑中西男子籃球隊回國參加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後,回家鄉訪問引發熱潮,促進了泉州地區籃球運動的發展。1946年,菲律濱華僑“群聲”男籃、“黑白”男女籃先後回國訪問並參加多場比賽,他們帶來的先進技術對泉州地區籃球運動的發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產生了重要影響。

  旅菲華僑對于閩南僑鄉籃球運動的影響和貢獻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在技術上,閩南一帶的球員受旅菲球員技術的影響,糅合美國、菲律濱的打法,結合閩南人身材不夠高大的特點,逐漸形成了中國籃球的南派打法,以靈活、快速、講究技戰術和默契配合見長。二是推動提升了晉江地區的籃球水平。抗戰後,晉江地區籃球運動蓬勃發展,並培養了一批人才,提升了福建省的籃球水平,對南派打法的推廣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三是對群眾籃球運動的普及及僑鄉籃球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引導作用。旅菲華僑球隊的來訪比賽吸引了大量球迷觀戰,引發了僑鄉的籃球運動熱潮,推動了籃球運動在僑鄉的進一步普及,在建國前,晉江就已成為聞名全國的“籃球之鄉”,如今晉江386個行政村,村村有球場和球隊,天天有球賽,村民自發組織的籃球比賽成為村鎮間交往與聯誼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四是在籃球場館等硬件設施的建設上,得到華僑經濟大力支持。旅菲華僑對家鄉在籃球場館以及包括籃球在內的綜合性場館的建設上投入非常大。據統計,20世紀50年代晉江全縣705個籃、排球場中,華僑捐資修建的就有523個,占74%。70年代,出現捐資興建燈光球場的熱潮,僅晉江、南安兩縣新建燈光球場就有30多個。80年代,又出現捐資興建體育場館的熱潮,一批標準化體育館相繼落成。其中,不少為旅菲華僑捐建,如李國箴捐建的華僑大學李回吒體育館(1984)、佘明培及其夫人施淑好捐建的廈門大學明培體育館(1986)、金井僑親捐建的“毓英體育館”、(1986)、泉州六中旅菲校友捐建的“菲友體育館”(1990)、張文炳捐建的“晉江深滬滬聲體育館”(1990)、陳祖昌捐建的祖昌體育館(2002)等。這些體育館在當時就相當“高級”,如配備硬木地板、高級籃架、中央空調等,現在也毫不過時,許多場館至今還在使用中,甚至舉辦一些重要賽事,如祖昌體育館是全國籃球聯賽(CBA)福建賽區的主場館,明培體育館則是中國大學生籃球超級聯賽(CUBS)的主場館。僑胞的大力資助,對于繁榮僑鄉體育文化、提升僑鄉體育運動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之,近代美國統治給菲律濱深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來自美國的政治制度、英語、流行文化與來自西班牙的天主教、教育制度、城市規劃等共同組成了西方國家留給菲律濱的遺產清單,也使菲律濱成為東南亞殖民地中最為西化的一個。尤其是美統時期,受美國影響的菲律濱文化加速近代化發展,在此背景下,一些華僑便積極將殖民地較為西方化的文化引介到祖國,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閩南僑鄉的近代化發展。(作者系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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