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菲貿易關系的起源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中菲關系始於公元三世紀，理由是《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黃龍二年(公元二三○年)，“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夷州被學術界認為是台灣島，而亶州則被疑為菲律濱。公元三世紀，吳國孫權曾派遣康泰、朱應通使扶南等百數國，有學者考證，兩位特使到過的巨廷、耽蘭和杜簿在菲律濱境內。另一些學者及考古學家認為中菲貿易始於唐朝(公元六一八年至九○五年)，大約公元九世紀。在馬尼拉及附近地帶及宿務、加牙淵、牙禮拉港(民多洛)、加拉沓干(描東岸)、描武淵群島、怡洛戈和蜂牙絲蘭沿海地區，曾發現唐朝的石器及其他器具。 著名考古學家羅伯特·福克斯認為，早期來到菲律濱的商人及旅行者，用唐朝的瓷器作為商品同本地人換糧食和其供應品。
《海關稅務紀要》說：“唐，置市舶提舉司於杭州、泉州諸良港”。 當時泉州港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島夷斯雜”，出現了“市井十州人”的盛況。
據菲律濱的《100 EVENTS THAT SHAPED THE PHILIPPINES(塑造菲律濱的一百項事件)》的記錄，“大約公元三世紀，菲律濱群島的商人，航海到扶南進行貿易。考古學家0.W。沃特爾認為，在扶南出土的珍珠和黃金，證明上述貿易曾在一段時期內進行。其他記錄則顯示，約公元五世紀初，馬六甲海峽已成為馬來、印尼與菲律濱商人通商的“形成中的商業區”。他們交易了“來自西婆羅洲、瓜哇及其他東部島嶼、馬來半島上部和內地的各種貨品”。他們可能“開辟了從印度到中國的航線”。約公元八○○年，菲律濱群島若干主要河流的河口，建立了貿易中心，從而“沖淡了群島南部居民與北部居民之間的文化差別”。肯定地，各島居民不僅相互交易，也同婆羅洲、中國與暹邏(泰國)的商人進行海上貿易。”
中國人與菲律濱群島居民之間的直接貿易，可能始於十世紀。據《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記載： “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摩逸國(麻逸國)便是現在的菲律濱。無可辯駁的證據顯示，華人從泉州海上絲綢之路來到菲律濱群島進行商貿活動，始於宋朝是有史可據的。北宋政府於哲宗元祐二年(一○八七年)在泉州設置了提舉市舶司，據《宋會要輯稿》記，從建隆至元祐百年間，泉州早已成為蕃商、蕃舶集居和出入門戶之地。當時的泉州有“金山珠海，萬寶之藏；贊賣航琛，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船舉帆而過肆，賈胡交舶以候風。
據趙汝適《諸蕃志·麻逸國·三嶼》記載：“麻逸國，在渤泥之北；團聚千余家，夾溪而居。土人披布如被，或腰布蔽體。有銅佛像，散布草野，不知所自。盜少至其境。商舶入港，駐於官場前。官場者，其國闤闠之所也；登舟與之雜處。酋長日用白傘，故商人必繼以為贐。交易之例，蠻賈叢至，隨〈q皮〉籬搬取物貨而去。初若不可曉，徐辨認搬貨之人，亦無遺失。蠻賈乃以其貨轉入他島嶼貿易，率至八、九月始歸。以其所得准償舶商，亦有過期不歸者，故販麻逸舶回最晚。三嶼、白蒲、延蒲、裡嚕、裡銀、東流、新裡漢等，皆其屬也。土產黃蠟、吉貝、真珠、玳瑁、藥、檳榔、於達布，商人用瓷器、貨金、鐵鼎、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等博易。”
“三嶼，乃麻逸之屬，曰加麻延、巴姥酉巴、吉弄等；各有種落散居島嶼，舶舟至則出而貿易；總謂之三嶼。其風俗，大略與麻逸同。每聚落，各約千余家。地多崇岡迭嶂，峭拔如壁；憑高依險，編茅為屋。山無水源，婦女以首絫擎二、三甕取水於溪，登陟如履平地。窮谷別有種落，號海膽；人形而小，眼圓而黃，虯發露齒，巢於木顛。或三、五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投以瓷碗則俯拾，忻然跳呼而去。番商每抵一聚落，未敢登岸；先駐舟中流，鳴鼓以招之。蠻賈爭棹小舟，持吉貝、黃蠟、番布、椰心簟等至與貿易。如議之價未決，必賈豪自至說諭；饋以絹、傘、瓷器、籐籠，仍留一二輩為質，然後登岸互市。交易畢，則返其質。停舟不過三、四日，又轉而之他。諸蠻之居環繞三嶼，不相統屬。其山倚東北隅，南風時至，激水沖山，波濤迅駛，不可泊舟。故販三嶼者，率四、五月間即理歸棹。博易用瓷器、皂綾、纈絹、五色燒珠、鉛、網墜、白錫為貨。”
“蒲哩嚕與三嶼聯屬，聚落差盛。人多猛悍，好攻劫。海多鹵股之石，槎牙如枯木，芒刃銛於劍戟；舟過其側，預曲折以避之。產青琅玕、珊瑚樹，然絕難得。風俗、博易與三嶼同。”
根據上述《宋史》及《諸蕃志》的史證，可以確定華人進入菲律濱群島進行商易活動始於宋代(公元十世紀)。
二、中菲經濟貿易的發展及政治外交的建立
宋元時期，華人商船載貨至菲律濱群島的貿易頻繁，貿易關系良好。三嶼、麻逸、蘇祿等諸多群島都留有中國商人的足跡。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記述了三嶼、麻逸、蘇祿等島國的風土人情，還描述了菲律濱番商隨船到泉州經商：三島有(趙汝適《諸蕃志》作三嶼)“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經紀，罄其資囊，以文其身。既歸其國，則國人以尊長之禮待之，延之上座，雖父老亦不得與爭焉。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據此可見中菲兩國貿易關系的發展，中華文化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海外。
此時期，華商以瓷器、綢緞、綾絹、白錫、鐵器、鉛、青銅、耕具、耕畜、藍布、五彩紅布、鐵鼎、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等為交易商品以之互市，菲律濱群島番賈以土產吉貝、黃臘、番布、椰子簟、珍珠、玳瑁、檳榔、黃金、木棉、降真香、棉花、棉布、木棉、蘇木、竹布等與華商交易。華商商船每到一島停舶數日，若貨品不販完，則轉向其它島嶼繼續貿易，貨品交易完後即時返航，少有留番者。華人商船自泉州港出海，至菲律濱群島貿易，往返只需數月。這些華商一直行走在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路上，因為海外貿易給商人帶來了豐厚的利益。
中菲貿易關系發展到明代，明朝建立之初，日本倭寇在沿海進行掠奪騷擾，政局不隱，明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防沿海軍閥余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海禁。“禁外藩交通令”，“片板不許下海”。 明永樂年間，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是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准出海。明永樂年間鄭和七次下西洋，菲律濱群島中有呂宋、蜂牙施闌、蘇祿等國與明朝政府建立外交關系。鄭和下西洋曾三次(一四○五—一四○六，一四○八---一四一○，一四一七年)派遣分舡訪問仁牙因、馬尼拉、民都洛和蘇祿。據《西洋朝貢典錄、東西洋考》記載：蘇祿國“(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裡、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妻子頭目來朝貢。十九年遣使來貢。)其貢物：梅花腦、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黃臘、番錫。”一四○六年、一四○八年、一四一○年，蜂牙施闌國王嘉馬銀連續三次訪問中國明朝，明洪武年間及永樂年間，呂宋、貓裡務(呂宋南部的馬林都克)等國也屢派遣使節訪問中國，在經濟貿易上，“東洋針路”在溝通和促進中菲兩國貿易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時，每年約有三十至四十條船從馬尼拉開往中國。
隆慶年間明政府調整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海禁的解除為中外貿易與文化交流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由於得到朝庭的鼓勵，加上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發展，以及海外貿易所帶來的豐厚利益，華商積極地進行海外商貿活動，中菲貿易關系拉開了新的帷幕，進入了商業貿易的高峰時期。此時期的華商展開同蘇祿與棉闌佬的貿易活動，華商直接進入蘇祿，同當地商民交易蘇祿珍珠等土特產，因此，賀洛成為為菲律濱南部的貿易中心。中菲貿易關系在十四世紀中期到十五世紀進入空前頻繁的新階段。這個時期的中國商品，分布在菲律濱群島各地，包括內地和較偏僻的山谷。此時期的中國人開始陸續移居菲律濱。
自一五七八年西班牙對馬尼拉的控制後，中國商人在菲律濱的商業活動日益增多，每年有二十艘到六十艘的中國商船到達馬尼拉。
三、西統時期華人華僑在中菲貿易關系中的作用一五七一年，西班牙殖民統治菲律濱後的第一世紀，是菲律濱經濟巨大增長時代，華人利用這個機會到菲律濱經商的人數大幅度增加，雖然華人與菲律濱群島進行商貿活動已有數世紀之久，但留番者極少，在一五七○年，馬尼拉只有約一百五十名華人，直到西班牙人統治菲律濱後，大量的華人才被吸引到菲律濱群島，到了一六○三年，馬尼拉已有二萬多華人，當時的馬尼拉是西班牙的太平洋帝國的行政和貿易中心。大帆船貿易給西班牙和華商帶來巨大的利益，為此，西班牙人開創了許多商業機會吸引華人來到馬尼拉進行商業活動。然而大量的華人湧入馬尼拉，使西班牙人感受到威脅。至一六三六年，西班牙人只有二百三十多名，而華人已有三萬人，這使西班牙煩躁不安。西班牙人作為轉運商與華商進行商貿活動，從本質上保持單方面的和季節性，此時期的華人多數住在馬尼拉，華人社會應時形成，華人社會制約了西班牙在菲律濱的殖民企業。
西班牙人把中國商品用大帆船轉運至墨西哥，此時期，馬尼拉和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貿易，使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與華商賺取高額的利潤，因此，大帆船貿易在馬尼拉持續了二百五十年。從阿卡普爾科到馬尼拉的航線只需三個月。大帆船把大量的墨西哥銀元運到馬尼拉作為交易商品的貨幣，馬尼拉的華商往返於福建沿海和呂宋之間，使墨西哥的銀元流入中國的貿易系統。而中國商品則被大帆船運到阿卡普爾科銷售。西班牙人所消費的一切商品幾乎購自墨西哥和中國，而在中國唯一受歡迎的產品是銀，墨西哥銀元被直接運往中國。墨西哥銀元剌激了整個菲律濱群島地區的經濟發展。居住在馬尼拉的華人除了作為最好的供應商，華人還以其他方式為菲律濱的經濟及大帆船貿易作出巨大的貢獻；如造船技術，在東南亞，華人是最有經驗的造船木工，那些川行於太平洋的西班牙人的遠洋商船，是在馬尼拉與甲美地的華人造船技術的幫助下造成的，那些排水量多達二千噸的商船，需要大量中國生產或華人工匠生產的硬件、船纜和帆。華人為大帆船供應糧食，在赴阿卡普爾科的回航中，數以百計的船員及乘客吃中國食品，如臘腸等，喝中國茶及吃中國桔子預防壞血病。西統時期，華人作為醫師、石匠、木匠、印刷匠、裁縫、鞋匠、金屬匠、雕塑者、畫匠、鐵匠等成為馬尼拉的主要職業階層。早期在菲律濱出版的《聖經》和《辯解書》便是華人工匠的產物。
西班牙殖民當局一方面要創造商業機會吸引華人來馬尼拉，以便利用華人的財富及技能，更重要的是購買中國商品。另一方面又害怕華人的經濟力量，及不可預測的大量湧入馬尼拉的華人人口所構成的威脅。為了控制華人，西班牙殖民當局制定了課稅政策，對華人實行隔離及改變信仰等手段作為控制華人的工具。西班牙人主要的目的是控制社會及搾取財富，而華人作為當時最富有的外僑，正是西班牙財庫的最大基石。他們對華人征收居住稅、人頭稅、商業稅、勞工服務稅，除了這些法律內的稅收外，還征收許多法律外的收費，而華人只能是接受及適應其制度。
為了對華人實行全面的控制，西班牙殖民政府嚴格限制了華人的行動及居住規定，只有信奉天主教的華人被允許居住在西班牙人主要居住區的最接近內地的外面。華人被禁止離開馬尼拉近郊，華人被按排住在規定的市場及營房綜合體，叫做“八連”(PARIAN)，“八連”位於馬尼拉的城牆外，但是在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大炮的射程內。“八連”居住地把華人與王城內的西班牙人聚居地及土著、改教的華人隔離開來。“八連”建於王城以北的沼澤地，是一個充滿疾病的火坑，該居住區經常發生火災，造成無數華人華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然而，令人驚奇的是華人華僑把“八連”變成一個繁華的商業中心，狹窄的街道有藥劑師、面包店、屠店、食攤、裁縫店、書本裝訂店、補鞋店、畫像館等。“八連”前方是淺水灘，漲潮時漲滿了水，可以裝卸貨物，華人華僑把“八連”經營得充滿生機。然而，長期被壓迫的華人終於在一六三九年激發了一場起義，這場華人暴動以二萬多華人被西班牙人殘酷地屠殺而告終。自一六○三年至一八二○年，華人華僑先後經歷了西班牙殖民當局的六次大屠殺近十萬人，在一六八六年華人再一次被西班牙人屠殺後，華人在馬尼拉的人數只乘下四千多人。然而反華政策，使西班牙人意識到華人人口的減少，嚴重損害了自已的經濟利益。因此，在一七九○年推毀了馬尼拉“八連”，西班牙人解除了對華人華僑居住地的限制。華人華僑被允許到鄰近的省份敦洛和甲美地定居，自由地與混血兒及土著人口混合在一起，並被准許到邊沿的省份，但被限於從事農業工作。
十九世紀初，大量的華人華僑再次移居菲律濱，此時期，定居菲律濱的華人華僑從幾千人孟增到十幾萬人，由此，菲律濱華人社會從一個小過度性的聚居地變成一個高度密集、有進取性和有效益的商業機制。外僑的迅猛擴張，這與條約港口的開放，西班牙當局鼓勵華人移民、放寬限制華人華僑居住地及職業的法律有一定的關系。最重要的是西班牙當局通過提供致富的機會，吸引了華人移居菲律濱。
華人華僑再次成為菲律濱的商業中心的重要角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隨著宿務和怡朗的貿易開放，華人華僑到達群島各地零售進口產品，收購和運輸農產品，並出售給外商出口，在菸葉業，政府最初壟斷其耕種，華人控制其運輸。隨著政府壟斷的結束，華人接著壟斷菸葉業。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商船進入菲律濱，馬尼拉從一個轉口站和西班牙殖民地首都變成一個重要的進出口貿易市場，成為太平洋貿易的中心。馬尼拉灣是最好的天然港口，很多外國商船開進了馬尼拉灣，華人開始興旺起來。馬尼拉的華人繼續從中國進口商品，經營小零售貿易，從事手工藝制作。華人購買外國商品在菲律濱群島各地銷售，轉賣農產品給出口公司，從事放貸，做苦力勞工經紀，經營主要的包稅區(收稅、斗雞和鴉片)，開始參與糖、煙、酒的制造。
華人華僑在菲律濱隨著人數的大量增加，可到的地理范圍的擴大及財富的增長，對其保護利益的組織及促進社會的認同的需求也增加了，華人建立了一系列的社會組織，協助處理與社會外部力量的沖突，調解華人內部的矛盾，華人集中集體力量，組成了數世紀以來近乎都是福建人的華人社會。
四、從海上絲綢之路涎生的菲華文化
任何文化的誕生都有它獨特的歷史軌跡。菲華文化的形成經歷一段漫長的過程。明代是中菲關系的鼎盛時期，在政治上，建立了外交關系，在經濟貿易上，以“東洋針路”為導向，使中菲海上貿易得到全面發展，進入了空前的繁盛時期，在文化上，有經濟基礎作文化交流的橋梁，中菲民族有一些相同的歷史文化的特質，如干欄建築、銅鼓和銅鑼、文身、梯田文化、瓷葬風俗、刀耕火種等。當華人進入菲律濱群島進行商業貿易活動時，文化交流也就客觀地自然產生了。自宋元至明中葉期間，華人與菲律濱群島進行的海上貿易，主要以販貨為主要目的，貨物販完後便回航，除非等待季風而作短期留居番地，故此時期華人與菲律濱群島商民的文化交流有一定的極限性。明未清初，大批華人移居海外避難，此時期，國內戰亂是推動華人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而海外的商機也起到拉動華人移民的重要因素。在“推”與“拉”的牽引中，大量閩南人選擇移居菲律濱，而此時菲律濱已成了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西班牙人殖民當局創造了許多商業機會吸引華人。大量華人湧入菲律濱後，西班牙人的殖民當局將華人限制於集居一地進行商業活動，為此促進華僑社會的隱固性。西班牙殖民當局對華僑采取了居住地的限定、經濟上盤剝、文化上的同化及實施“以華治華”的策略。華人在聚集地開設店鋪、零售商品，形成了繁華的“唐人街”。“唐人街”包孕了華僑內部社會與外部社會的商業信息、文化信息等。華僑社會需要一種具有菲華特色的文化，對外能夠與外部社會進行商貿活動及社會活動，對內可以解決內部社會的利益沖突。十九世紀未期，西班牙殖民當局開放馬尼拉為各國通商口岸，華僑社團在此時期開始萌生，最早的華僑社團是以血緣、地緣組成的宗親會，再者就是同業商會、慈善社團，最出名的善舉公所興辦了華僑義山(華僑公共墓葬地)外，還於是一八九一年創辦崇仁醫院，並從事公益活動。十九世紀未，美國人打敗西班牙人接管統治了菲律濱。美國人推行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使華僑的生命財產從而得到基本的保障。一九○四年，菲律濱僑界成立“中華商會”。“中華商會”是華僑社會的商業活動和其他社會活動的核心組織。“中華商會”代表華僑向中國駐菲領事館及菲律濱政府傳達華僑社會的意見，融合華僑與菲律濱人民的關系。隨著華校的設立，華報的創辦，在海上絲綢之路上走了幾個世紀的中華文化進入菲律濱華僑社會後被演化成為菲華文化。菲華文化以它獨有的特色服務於華僑社會。
十九世紀，隨著大量華人移居菲律濱，華僑同時也把工業技術、科學知識傳入菲律濱，同時也把菲律濱的一些文化傳入家鄉，如建築文化，在閩南只要有“番客”的鄉鎮就有“番仔樓”，這種富有異國風格的“番仔樓”的建築，在十九世紀，被閩南“番客”傳入閩南地區，那些在南洋經商賺取豐厚利潤後的華僑帶著大量的銀元回鄉建造充滿南洋風格的“番仔樓”。“番仔樓”是華僑衣錦還鄉的標志。“番仔樓”成了閩南地區獨特的建築文化，也成為閩南一道亮麗的風景。當然，很少有人會去想像，在這些寫滿異國風情美麗的“番仔樓”的背後蘊涵著多少海外華人華僑的滄桑血淚、負載著幾個世紀華人華僑在海外被欺壓被歧視被屠殺的辛酸史。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未九○年代初，大批的閩南人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再次湧入菲律濱經商，新移民的華僑把大批的中國商品從中國出口到菲律濱銷售，一時期沖擊菲律濱華人華僑數世紀以來建立起來的商業體系及工業體系。如今的中國商品已經填滿了菲律濱群島的每個市場，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從泉州地區出口到菲律濱的中國商品有十億美元以上。二十一世紀，泉州海上絲綢之路以一種新的模式重新啟航！
注：參考文獻：
(1)《諸番志》“宋”趙汝適著
(2)《島夷志略》“元”汪大淵著
(3)《西洋朝貢典錄、東西洋考》“明”黃省曾著 張燮著
(4)《100 EVENTS THAT SHAPED THE PHILIPPINES (塑造菲律濱的一百項事件)》施華謹譯
(5)《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稿》 《三國志》
完稿於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