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世界最大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將在北京召開五年一次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美國總統選舉和美國政治不同的是，在我們的國家中，甚少聽到有關這個世界上第二富有的經濟體的最重要政治活動。這也不能怪菲律濱，因為我國與美國有著更強的政治關係，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美國軟實力的影響，譬如好萊塢、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哈佛大學等。
因此，如果一些菲律濱人仍錯誤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與北韓的政治制度相似，這完全不出奇。但與後者不同的是，中國在後毛澤東時代一直保持著“集體領導”的制度，沒有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能夠搞個人崇拜和無限度地壟斷政治權力。在中共十九大中，來自省、國有企業、軍事、金融機構等2000多名代表，將為了三個重要的理由而出席大會。
首先是代表們將通過選舉來促進中國主要政治決策機構的重組和晉陞，有些人會因為年齡的限制而不得不退任：這包括200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25人組成的政治局，和七人政治局常委會。這三個機構的最後一個是中國最具權威的政治機構，國家主席和總理都是這個機構的成員。政治機構內的成員愈少，在黨內結構中的排名愈高，其成員只能由其直接下屬的機構選舉產生。
第二，現任總書記是習近平，他將發表黨的工作報告，概述黨的成就和未來五年的政治藍圖。第三，根據傳統，會議也將對習近平和李克強分別擔任國家主席和總理的第二個五年任期進行信心投票。但這不是絕對的，譬如中國前總理朱鎔基，只擔任一個五年任期(1998-2003)。此外，政治慣例規定，今年的會議應通過常委的席位來確定2022年可能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中，接替習近平和李克強的第六代領導人。
中共十九大在兩個方面對菲律濱很重要。
第一，中國是一個鄰居，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在全球範圍內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更不用說對亞洲區域的治理。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最近發表的一項題為《我們自己的危機：國防部對失去首要地位之後的世界之風險評估》的研究，發現由於全球權力平衡出現實質性的變化，美國的優勢正在衰落，全球正走向多極國際秩序的道路。鑒於中國經濟和戰略影響力的崛起所帶來的深遠影響，菲律濱最親密的盟友美國，與中國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政府高層次互動(例如全面經濟對話、戰略和經濟對話、國防和安全對話，以及社會與文化對話等)。
同樣的，在民間領域中，美國頂尖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等，都有專門研究中國和中美關係的項目和專家。
更重要的是，杜特地總統的“獨立外交”和“重投中國懷抱”政策，讓中國成為菲律濱更緊密的經濟夥伴。事實上，中國今年已成為菲律濱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繼續成為菲律濱重要遊客市場(第三大市場)。
第二，黨的代表大會對中國國內和戰略的可能性轉移是否會影響其外交政策是至關重要的。這些轉變涉及到現任政府在跨行政部門中，為了實現黨的主要目標而採取的方法之演變或擴張。例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方針，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繼續進行和深化的。
看看中國的前領導人們和習近平的第一任期，顯示出每一任政府，都取決於他們那一代人所面臨的社會經濟挑戰，黨的理論會隨之演變或擴張而不是收縮，除了毛澤東時代，因為當時的中國仍處於計劃經濟的年代：鄧小平有“鄧小平理論”、江澤民有“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的“四個全面”。即使習近平提出受歡迎的“中國夢”，都是以鄧小平的“振興中華民族”和江澤民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基礎的。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都集中在中國經濟開放和與世界經濟逐步接軌上，習近平已經超越了這些，並開始主持一個更積極的外交政策，領導一個多邊貿易和金融制度，譬如“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也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在吉布提建立首個海外海軍基地。
有鑒於此，習近平的外交政策的持續路線，取決於他的國內政治和經濟議程。正如勞拉•奈克(Laura Neack)所說，無論政治制度如何，政府首腦都有兩個相同的目標：維持政治權力和發展，以及維持政策聯繫。與此同時，布魯金斯學會的程立(Cheng Li，譯音)和扎卡裡•巴林(Zachary Balin)也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政治環境的產物”。
在中國，領導人不是由選民直接選舉、正統繼承或累積政治資本，或與反對派和解而產生的，而是根據其經濟成績、為人民服務、取得民眾信任和公共責任選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的多邊經濟倡議需配合正在進行的國內市場改革，再加上開發新的海外市場，這也是中國的第十三個五年計劃(2016-2020年)所提出的。在政治方面，習近平全面打擊腐敗，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對約10萬名高低級別的“老虎和蒼蠅”官員進行了起訴。
因為即使在像中國這樣的一黨國家，權力鬥爭就是以“黨內政治”或“黨內派別”的形式存在，這可以引起國內政策的大重組。
我們可以回顧，在毛澤東統治的後半部分，由鄧小平領導的改革派人氣趨升，毛夫人江青領導的所謂“四人幫”或保守派，捍衛著毛派主義。
因此，如果習近平在國內政策上取得了足夠的公眾支持或政治盟友，那麼外交政策議程的可能性就會更高。
隨著習近平進入第二個任期，並且去年被指定為黨的“核心領導人”，這是上次給予江澤民的榮譽稱號，中國外交政策方面可能出現更大的進步而不只是重大調整。
我們已經在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內經看到了他的政策展開，第二個任期可能是確保這些被繼續執行下去。對於包括菲律濱在內的許多國家來說，中國的崛起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而熟悉中國的國內政治，對於檢驗中國對外經濟和安全政策是如何塑造的，是非常有價值的。
艾倫•拉敏納是菲律濱外交關係委員會(PCFR)和鄭建祥法治中心(Claudio Teehankee Center for the Rule of Law)的研究員。
(譯自《商業世界》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