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隨先生去了紐約工作。當得知這一消息時，我的第一想法是：太好了，終于可以讓母親跟我一起出國，補上以前的遺憾了。很多年前，我在南非工作時，也曾一直計劃著讓母親去住一段時間，帶她去看大陸最南端的好望角，感受大西洋的浩瀚，享受非洲高原的美景，但因那時南非的治安已經變得非常糟糕，每天都能聽到各種恐怖案件發生，于是這個計劃生生地被打消掉，雖有不甘，可也是出于安全考慮。
一到紐約，我就邊工作邊瞭解旅遊景點和路線，母親喜歡自然風光，熊山、七小湖、喬治湖，這些風景優美的地方她一定會喜歡。我們的住房是由單位提供，公寓樓環境不錯，只是房間偏小，但在曼哈頓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有這樣居住條件已經是很不錯的。我設計怎樣安頓母親，她是個特別愛乾淨的人，一輩子在醫院的手術室工作，職業病特點突出，記憶裡小時候的家總像病房似的，一塵不染，只差無菌消毒了。所以我跟先生商量，讓母親住我們唯一正式的臥室，我們住兒子那半間小屋，兒子只能在小小客廳裡睡沙發了。先生半開玩笑地說：咱們好像在迎接衛生檢查團。
一切安排妥當，只等母親駕到，可是她左推右擋，就是不肯來，她說怕身體撐不下來10幾個小時的飛機，怕語言不通。我告訴她，乘國航沒有一點語言障礙，至於長途飛行，她的身體也沒問題。我這樣講，是因為自認為很瞭解母親的身體情況，印象中她是剛強的人，是永遠不會倒下去的人，可以說她一直是我從小到大心中的榜樣。她不像別人的母親柔情似水，兒女情長，她對我們的教育是沒有商量，只有命令。
沒有辦法，她不來，就只有我回去，而單位規定兩年才能休一次探親假。2009年，終于踏上回國接母親的路。當我與母親見面時，發現僅兩年多母親的變化卻很大，面容上、精神上，我問她有什麼不妥，她輕鬆地說：“我很好，放心吧。”可是，可事實並不是如她所說。在去簽證的頭一天早上，母親自己下樓出去遛彎兒，我在家裡準備早餐，突然聽到急促的敲門聲，打開門看到一名警察背著母親，旁邊還有一位不認識的幫忙人。警察說他是潘家園派出所的，看見母親時她是趴在地上，完全喪失了意識，等母親慢慢甦醒過來，記起家的地址，他們趕快送她回來。我看到母親的嘴唇、面部、甚至手臂幾處磕傷，鮮血不住滲出，心裡一陣陣痛楚。千恩萬謝送走警察和好心人後，我邊給母親擦傷口，邊與她商量是否要去醫院檢查一下，母親堅決不同意，她說：“沒事，就是個意外，可能是早上沒吃飯餓的。”接下來再如何問她，她都不做回答，只是寬慰我。
簽證辦理的很順利。但在美國使館簽證大廳裡那3個小時，我不知母親是用怎樣的意志堅持下來的，我在外面等待的3個小時，心一直為她揪扯著、煎熬著。回到家時母親非常疲勞，簡單吃了一點飯就躺下休息了，我守著母親幾乎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母親早早起床，看見我睜開疲憊的眼睛，伸手摟住了我的肩膀，我心裡一暖，我們母女很少有這樣親暱的動作。接下來她平心靜氣地說：“女兒呀，我已經決定，紐約我就不去了，我的身體我知道，去年檢查出有腔梗，雖然我一直在打針吃藥，但是看來發展得很快，這種情況出國是給你們添麻煩。”我一下驚住了：“那您為什麼不告訴我呢？”她淡淡地說：“告訴你，你那麼老遠也回不來，只能乾著急，沒事，等你走我就住院治療，有你姐姐照顧我，放心吧。”然後，她又從貼上的衣兜裡拿出護照對我說：“其實我想出國，主要想去看看你們在國外的工作情況，旅遊是次要的，我現在看到了你，也拿到簽證，做個紀念吧，就當我已經去過紐約，我滿足了。”我的淚水嘩嘩地流著，我懂得了母親忍著渾身疼痛去辦理簽證，是為了最後一搏，但是她被疾病徵服了，認輸了。
母親最終沒能同我一道走，安排她住院治療後，我就返回了紐約。兩年多後，當我結束工作回國看她時，她已經臥床，除了腔梗，阿爾茨海默病症在她身上已有顯現。在整理床鋪時發現一本護照壓在她的枕頭邊上，姐姐說，母親時常會拿出來翻看一下，一臉笑意地指著簽證說：“看看，我的美國簽證，我可以隨時看我二女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