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山，林木青翠，為閩南名山，深得文人墨客、名人雅士所喜愛和推崇。據說因晉代南遷者，每年農曆九月初九在此登高遠望，故稱之為九日山。西峰東坡巨岩峭壁間，有全山最大的石刻“九日山”三字，是清·乾隆間福建提督馬負書所題。據說朱熹曾兩度登游九日山，並書有“九日山”三字，有一日馬負書登游九日山，在山中小憩，未看到朱熹所題刻的真跡，便問山僧為何看不到朱熹題的“九日山”三字，山僧告訴他：因年代久遠，已湮沒無存。馬負書深以為可惜，便復題了“九日山”三個大字。馬負書雖是武官但其文武雙全，寫的大字非常漂亮。“九日山”三個大字的石刻也成了山中一景，所有登游者都要和“九日山”三個大字合一張影，才稱得上真正來過九日山。因晉人衣冠南渡，每年九月九日在九日山登高望遠，從此這座山便充滿了故事。這是一座充滿歷史記憶和光芒的山，一座懷舊的山。
去國懷鄉對於一群晉人來說是一件多麼悲傷的事情，那個時候千里迢迢一路向南只為尋求安定，哪敢奢望繁華。那個時候連天的烽火讓人迷惘，那些亭台樓榭都已灰飛煙滅。向南尋找一個安生之地，便成了晉人的一個使命。南方的這座小城江河密佈，山林茂密，平原廣闊，依山傍海，是一個不錯的憩息地，適合居住和療傷。晉人擇其而居，將九日山腳下這條婉延曲折的江喚作晉江，以便撫慰心中的傷，借此來懷念故去的山河。
每逢佳節倍思親，你是不會懂得一個人對故土的倦念的那顆心有多急切，九月初九晉人便會登高望遠，向北方遙望，對於家國故土和一切念想都隨那江秋水慢慢而逝，而此生想要再回顧來時的路多半是驚慌和黯然的，這種淒涼又有幾個人會懂。九日山是晉人的福地，晉人在九日山下不斷繁衍，豐州從此以後便豐饒起來。他們在這裡過起了刀耕火種的農耕生活，因為靠海，他們便將視野從平原延伸到大海，與大風大浪博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與天斗與地斗與海鬥，在這個過程中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從而形成了泉州人的那種拚搏的精神，愛拼才會贏。泉州人骨子裡流的便是晉人頑強的血液。
九日山殘存的不僅僅是晉人的記憶，在滄海桑田的轉換中，它將每一個時刻的印記都保存了起來。山中無石不刻字，最讓人驚異的就是那些年代久遠的石刻，風雨沒有將這些古人的事跡風乾，經過不斷傳承，那些石刻將時光和故事記錄在了九日山的石頭之上。九日山深得名士的喜愛，唐朝著名詩人秦系為避“安史之亂”隱居浙江剡溪，後在九日山西峰隱居。西峰也稱“西台”，因秦系棲隱得名“高士峰”。宋·福建提刑觀察史蘇才翁蒞泉登游九日山時在秦君亭舊址左側岩石上題刻“高士峰”。宰相姜公輔被貶謫來泉時寄跡九日山，得知秦系隱居九日山，即往拜訪。姜公輔與秦系一見如故，十分投緣。於是，姜公輔在九日山東峰築室，與秦系對峰而居，一時忘卻了流落之苦。東峰也稱“東台”，因山形如麒麟，又稱麒麟山。北宋翰林學士，書法家蘇紳因敬仰先賢姜公輔，在麒麟山石磴上刻“姜相峰”三個斗大隸書。因此，後人便將東峰稱之為“姜相峰”。姜公輔與秦系兩人時相過從，徜徉山水，詩酒唱和，相交甚篤。後來，姜公輔病卒於九日山，因其妻兒遠在它鄉，秦系為其葬於九日山東峰南麓。清代洪錫疇曾留有盛讚二人情誼的詩文《甲戌重陽後五日游九日山》：“山以秦姜重，非人山不靈。千秋雙隱士，九日一孤亭。遁世頭猶黑，憐君肯孰青。高風深仰止，蘭芷滿芳汀。”泉州名士歐陽詹常與秦系、姜公輔交遊磋商學藝，三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九日山寓居過的名士還有晚唐著名詩人韓偓。秦系、姜公輔、歐陽詹、韓偓被稱為九日山四賢，後人為了紀念他們便在九日山上修建了“四賢祠”。九日山吸引了眾多名人雅士前來登游，這就是九日山特有的人文魅力。
九日山的這些摩崖石刻中祈風石刻尤為引人關注，它見證了中國海外貿易的繁榮昌盛，也是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重要的史跡。現存的這些祈風石刻共有13方，詳細記錄了北宋崇寧三年(1104年)至南宋鹹淳二年(1266年)的祈風慶典活動。祈風石刻清楚記述了祈風的時間、地點、參加者姓名，以及記錄了當時“車馬之跡盈其庭，水陸之物充其俎，成物名不知其幾百數焉”的盛況。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通道是陸上絲綢之路，之後由於戰亂和經濟重心的轉移等原因，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的主要通道。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於南朝而發展於唐朝。唐宋之交，中國經濟重心已開始轉到南方，東南地區經濟也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宋朝有三大對外貿易主港，分別為廣州，寧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對海外客商來說非常重要，北邊日本和朝鮮半島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盡量靠北，而貿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諸國則希望港口盡量靠南，兩股方向的合力點便平衡在當時地處在南北海岸中點的泉州，正是這一南北兩面輻射的地理優勢使得泉州在設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開港後，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先是超越明州港(寧波)，後追平廣州並在南宋晚期反超，成為東方第一大港。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