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香港的妹妹傳來一張1968年在泉州西街88號祖厝裡我的書房兼寢室裡拍攝的老照片,泛黃照片裡的那個書櫥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平民百姓家能擁有一個五層玻璃門的座地式書櫥,是何等的豪華、何等的氣派,那是父親從南洋僑匯寄錢囑母親為我們建置的,是我心中永遠的聖地。書櫥的上層,陳列一些收集的小工藝精品,接下來幾層排列著古今中外名著。啃著書,我一天天長大。
六十年代中,一場浩劫席捲中華大地,在那個令人顫慄的瘋狂年代,我想起秦始皇、隋陽帝的無道,於是漏夜將這些“封資修”的書藉用油氈紙包好,悄悄地藏在三樓陽台廢棄的用來醃醬瓜、浸豆豉麵豉的大小缸內,書櫥裡只擺上偉大領袖的石膏塑像、胸章和雄文四卷紅寶書,顯得空曠泠清。
七十年代初,我揮淚告別親人,筒單的行囊只帶一本書:《基度山恩仇記》,孤獨一人跨過羅湖橋,回望橋那頭手持衝鋒鎗的邊防戰士,心中無聲的吶喊:別了我的家國!別了我的書櫥還有我的小藏書!
旅居香港的歲月裡,心中渴望能有一個小小的書架,可歎終究沒有,只好把書堆放在床頭床尾,與書共眠的日子終生難忘。在書堆中,我一天天成熟。
七十年代中,我去國南渡,帶著童孩時的番客夢走進童孩時夢中的南洋,歷經滄桑啖嘗人間炎涼,幾經奔波領略世情冷曖,始終帶著我至愛的書《基度山恩仇記》,始終記得基度山伯爵說的一句話:“全人類的智慧只包括在四個字裡面,那就是:等待和希望。”
終於,在異國他鄉我有了書櫥,只是和半個世紀前故鄉老宅樓裡的那個“豪華氣派”的書櫥比較起來好像欠缺點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