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家立業之後，我就較重視衣著，尤今年逾“古稀”。不必是名牌，只求合身、光鮮，穿了個人感覺良好就行。我不認為這種行為有違“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的古訓，因為，它合乎古“禮”，也合乎“佛靠金裝，人靠衣裳”的世情。我們必須一分為二地來看待這個問題。
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第八》中談到大禹，說：“……他惡衣服而致美乎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渠，禹，吾無閒然矣！”譯成白話文，即：“他平時穿的衣服破舊而祭祀時的禮服卻極其華美，他居住宮室低矮卻盡力於農田水利。禹，我對他挑不出毛病！”禹，一心治水，平日雖穿著很隨便，但逢祭祀，必著華服。
孔夫子本身對衣冠問題更是重視和講究。他說：“君子不用深青透紅和黑中透紅的布鑲邊，不用紅色和紫色的布做平時在家裏穿的便服。在夏天，穿粗麻布或細麻布做的單衣，但一定是套在外面；黑色的罩衣，配黑色的羔羊皮袍，白色的罩衣，配白色的小鹿皮袍，黃色的罩衣，配黃色的狐貉皮袍。……不是上朝和祭祀時穿的禮服，一定要裁邊，不穿黑色羔羊皮袍和戴黑色禮帽去弔喪。”(《論語•鄉黨第十》)。日常接待賓客，他總是“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儀態美妙、莊重。孔夫子被尊為“萬世師表”，有許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
古人推崇“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尚書•虞書•大禹謨)，但是，並不死板。唐代詩人李商隱寫過一首《詠史》詩，云：“歷覽前賢國與家，興由勤儉敗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蒼梧哭翠華。”這一首詩作於唐文宗逝世的那一年。前半首講唐文宗不貴琥珀之枕，不寶珍珠之車。按照前賢總結出來的“興由勤儉敗由奢”的治國原理，唐帝國該在唐文宗時得到復興。後半首講：實際生活遠遠不是這回事，唐帝國的國運日益衰微，像駿馬那般飛奔躍進的盛唐氣像已經一去而不復；唐王室的實力日益貧弱，沒有能力去制服像蟒蛇一樣盤踞在中央和地方的宦官、政閥、軍閥三股力量。
事實上，早在唐文宗執政時，就有官員提醒他：生活樸素跟精心治國是兩碼事。史載：唐文宗曾對柳公權說：“這件皇袍洗過三次，我依舊穿在身上。”柳公權聞後，回答道：“當皇帝，一要會用人、講賢、退不肖；二要肯聽話，能納諫；三要明賞罰、振紀綱。至於穿洗過三次的舊衣服，小節而已。”
毫無疑問，皇帝的一些愛好和行為，是會引起臣民的倣傚的。古籍《後漢書•馬援傳》記載：“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又，史載：清朝道光皇帝提倡勤倡節約並以身作則，衣服久用而不更新。甚至，出現破爛，經補後又繼續穿用。斯時，宮庭之人，把衣服上的補丁，稱謂“補月亮”，蓋新布較舊料光鮮，望之如夜空懸月。
有關補衣的事，道光皇帝還鬧出笑話。據云：有一次，道光皇帝發現衣服的膝部有破裂，就令太監取去交人縫補。事後，內務府報賬五十兩白銀，道光甚感便宜。隔無幾日，道光臨朝時見一大臣衣服上膝部也有補丁。就順口問所費幾何？此大臣心知內務府皆有貪污行為，怕報少了引來麻煩，想了老半天，才以百倍價格報之曰：“二十兩白銀。”道光聞後，大嘆己貴。
衣著與個人的形象和品德有密切的關係。“打腫臉充胖子”，固是虛榮心在作祟；不修邊幅，在社交場合上，何嘗不是一種“失禮”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