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不是我的親舅舅，他是我母親的堂兄。聽我母親說，二舅他們家是五男一女，而我母親家是一男六女。那時，“五男二女”代表著子孫繁衍，有福氣，因此，二舅的父親要我外公將我母親過繼給他當女兒，以實現“五男二女”，外公同意了。而實際上，這種過繼只是名義上的，母親還是生活在外公外婆家。
因二舅及其哥哥、弟弟、妹妹長大後都離開家鄉外出謀生，所以我並不認識他們。直至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成都的二舅和在台灣的三舅、在上海的四舅(其他3人在美國、菲律賓等)相約回家鄉泉州探祖並到我家看望我母親，我才認識他們。我只知道二舅是民革成都市委常委、副秘書長，還是民革中央監察委員。他身材清瘦，滿頭銀髮。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事，我和他只能像一般的親戚認識而已。
合該我與二舅有緣，1991年7月，我到成都參加水利部召開的一個研討會。這是我第一次到成都。到成都後才得知會議推遲一星期，而不知什麼原因我事先沒接到改期通知。回去再來似乎不妥，可留下等候也是個問題，會議未開無人接待。來時母親寄了一些東西要給二舅，一打聽，二舅家距會議的舉辦地很近，我想先到二舅家再說。
二舅家在白果林小區市級機關宿舍。見到我來，二舅很高興。當聽我說會議延期後，他說，那好呀，這段時間正好我可以陪你到成都各處玩玩，你就住在我這裡。
二舅老伴已病故，雖有3男3女6個孩子，可都沒同他住在一起。二舅雇了個小保姆，負責做飯、洗衣等。看到二舅家條件允許，我也就住下了。
此後幾天，二舅充當起“導遊”，帶我遊覽了武候祠、杜甫草堂、青羊宮、文殊院、百花潭公園、望江樓公園等，甚至到了他任職的民革成都市委和四川省黃埔同學會(他任顧問)，以及成都附近的新都。他雖是副局級離休幹部，我們外出都是乘公共汽車或走路。後來回想起來，我常常感到自責，因為那時二舅已77歲高齡，而我正當壯年，我竟沒考慮到二舅是否太勞累。
但那些天，我們整天在一起，無話不談，很談得來。甚至他想再找個老伴的想法也對我說了(後來此事終究無果)。二舅經歷十分豐富，早年就讀於北平民國大學，此後上過軍校，當過學校職員、銀行經理等，解放前曾從事地下革命工作。這些“複雜”的經歷讓他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頭。二舅倒很少談及自已的經歷，很多是後來我才知道的。我們談得來，主要是有共同語言，又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比如讀書和寫作。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
二舅不僅學識淵博，且處世豁達。二舅6個子女中，除長子在樂山、二子在貴陽工作外，其餘4個子女都在成都。我曾不解地問，你孤身一人，為什麼不讓一個孩子搬來同你一起住？二舅笑著說，我如果讓一個孩子同我一起住，其他孩子就會少來了，再說，一個人自由。在二舅家幾天，我不得不承認他說的有道理。在成都的幾家子女每天都有人來看望他，而如果他同其中一家住，恐怕其他人就會來得少了。也因此，我認識了成都的表妹表弟，其中有的至今同我還有聯繫。
從眾表妹表弟口中，我對二舅有更多的瞭解。二表妹說，她下鄉插隊，雖表現很積極，但因父親的“歷史問題”及海外關係，每次招工招生都沒她的份，可父親就是不肯去找關糸求人，只是堅持每月給她寄生活費，直至10年後她才被落實政策回城。我到成都時，二舅的大女兒、小兒子都下崗了，他仍然不求人，保持著知識分子的自尊和清高。
從成都回來後，我和二舅保持著通信聯繫。5年後，當我再次到成都出差時，恰好三舅、四舅也到成都，恰好又遇中秋節，當晚我應邀與他們及二舅的子孫們歡聚一堂，共度中秋。後來，他們三兄弟回家鄉祭祖時，我則陪他們去。
作為民革成員，二舅一直關心著祖國的統一大業，積極參加對台工作。他曾赴台探親，回來後寫了長篇考察報告，刊登在有關刊物上。直到80多歲高齡，他雖然手已有些抖(從他的來信筆跡可看出)，仍筆耕不止，這讓我十分敬佩，對我也是很大鞭策。同二舅的交往，使我體會到什麼叫忘年交。
2005年初，有好久未接二舅來信。2月上旬，忽接二表妹電話，告知二舅因病逝世，享年91歲。悲傷之際，卻因路途遙遠無法前往弔唁，只能發去唁電。
從此，我失去了一位忘年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