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亞鴻:烏番

　　烏番不是番仔，是正港的咱厝人，烏番只是他的小名，也許是小時候膚色較黑，從小大家就這樣叫他。

　　小時候，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都出生於1948年，只不過我比他大幾個月；我們都不在父母身旁，而是被放在家鄉由奶奶帶著；我們在家族中都是長孫，都受到奶奶的溺愛；我們的爺爺都在菲律濱(我爺爺的爺爺也是他爺爺的爺爺，我們屬堂親，我是他堂兄)。而且，他認我母親為乾媽。

　　不同的是，他的父母也到了菲律濱，成了番客；而我的父母解放前參加地下革命，解放後又忙於工作。

　　有奶奶寵著，家境在解放初也算不錯，我們的童年無憂無慮，整天在一起不是到小溪裡摸魚捉蝦，就是到山上掏鳥窩，再就是和小夥伴摔跤、打架。我們都被奶奶寵壞了。

　　終於，我們都到了上學的年齡。我被父母接到他們工作的地方；而他則被父母送到香港的姑母處上學，他的父母不想讓他到異國接受教育。

　　很快，我們都小學畢業，要進中學了。我聽到一個消息，大致是他在香港由於其姑母不便嚴加管教，他在菲律濱的父母相信祖國，決定把他送到廣州華僑中學讀書，以便把他培養成對祖國有用的人才。於是，他成了廣州一所華僑中學的學生。

　　那時，每逢寒暑假我們回家鄉時，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上大學。

　　可是，1966年，正當我們再一年多就高中畢業時，“文革”爆發了，我們都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再後來，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我到德化山區插隊，他則到海南島的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我們都成了知青，並保持著通信聯繫。

　　70年代初，我已調到正在建設中的山美水庫(水電站)。有一次，他回家探親時，特地輾轉到工地上找我。那一夜，我們徹夜長談。他談到，在建設兵團，像他這種有海外關係的，短期內要上調希望不大。由於奶奶年事已高，思孫心切，他父母要他申請回原藉陪伴奶奶，以後再申請到菲律濱。我說，這倒是一個辦法。

　　最終，他申請回到了家鄉，由兵團知青變為回鄉插隊知青，並且在村裡的小學代課。後來經介紹，他同鄰村一位回鄉女知青結了婚，之後便有了一個兒子。又過了幾年，他奶奶去世，他申請到菲律濱，不久將妻兒也接去。在菲律濱，在父母的持下，他辦了一家製衣廠，又有了兩個女兒。有一年，他回國時帶來許多牛仔褲送給親朋好友。

　　2008年，我到菲律濱探親，事先往馬尼拉他家裡打個電話。他的一個女兒接的電話，說她爸媽到北京旅遊去了，不過待我去時他們已回來。果然，我到馬尼拉的第2天，他們夫妻便開車到我親戚家接我。一見面，他便嚷道：“你這傢伙打電話講普通話，不講閩南話，讓我懷疑是不是你！”我說你女兒接電話，我怕她聽不懂家鄉話。“她家鄉話講得比普通話好！”說著便把我接到他家裡，又陪我遊覽了幾個地方。他的3個孩子都大學畢業有了工作，還是白領。兒子和大女兒已結婚，有一個孫子一個孫女，孫子已上學。他說他現在唯一的工作是為孫子當車伕，開車接送其上下學。

　　七年後，2015年，烏番夫妻帶著一家十幾人回家鄉，我們在泉州重逢。如今分別又將近七年了，雖然我們保持著微信聯繫，只是不知何時能再見面。(2021年11月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