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志：溫故知新（10）

　　一九五二年三月九日華僑週刊第二卷，商報名記者丁珊的特寫 《華僑社會的眾生相》之：知識份子。丁珊這樣描述：“僑界的知職份子很多，可是大體上卻可以分做兩類：第一類，書凱子，第二類，文化流氓。所謂書凱子們並不是真書凱子，他們做人極忠厚，辦事真，依理論事；凡事往往因為太忠厚，太老實，不懂得敷洐和應對，於是常常得罪人家，即使他們有很好的學問，敏捷的辦事能力，然而在這個社會裡，他們永遠是犧牲者，這裡沒有公理，更找不到正義。這類知識份子常常得到很少的報酬，卻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們不懂得論價，羞於要求加薪，常常讓別人佔了便宜，永遠沒有佔別人的光，人們稱他是凱子。可是假如社會缺少這種人，那麼不但永遠不會進步，同時會慢慢退化下去。”

　　在那個年代，華僑社會是國民黨菲黨支部獨大，大範圍內的知識份子都是屬於菲黨支部“統治”的文化人，不靠近黨支部，根本不能在文化界裡“生存”下去。曾經發生兩次的“商報案”就是鐵證。

　　什麼是文化流氓？

　　丁珊寫道：“再來談到文化流氓，這類的人並不是真的流氓，他們所用的手段比較高強，然而剝削尤甚。這種人很活動，很會取巧，利用那些凱子來為他效勞，自己卻坐在幕後拉線。這種人有時會豎起招牌，大唱提倡教育，提高文化水準，他們推動這種活動，目的是想混水摸魚，做事往往有首無尾，一旦目的達到，便把責任推在書凱子的肩上，自己又去發動另外一種“文化運動”了。僑界中多少文化工作者，以及數不清的老實人，吃過這幫人的虧，然而這種人的數目不但不減，反而一天一天地增加。更可悲的是許多書凱子，看到這種人既不要做工，同時又有利可圖，於是也就紛紛去學習了。”

　　五十年代華僑社會的這種文化流氓，就是在文學界和教育界或華文報界，如邢光祖之流的人很多！比所謂的“文化流氓”更可惡，可稱為文化惡棍！

　　丁珊在當時是不敢“言明”，如果得罪這些文化惡棍，紅帽子一拋，被戴上去，可能會家破人亡。當時的華僑社會可以讓“文化流氓”的存在，因為確實是有些人需要在縱容與操作。

　　丁珊的特寫《華僑社會的眾生相》之：工人：番客並不是每個都有錢的，可番客返鄉，就使是在番邦買“武智”的，也穿起西裝，儼然像個大洋客。華僑工人佔的數目不少，他們跟家鄉的工人一樣，只穿一條短褲，赤著上身，穿著敞開的橡皮鞋，擔著笨重的貨物。

　　他們大多數在同僑經營的鐵店，乾味店，大公司的棧房等工作。華僑勞工跟菲工的最大不同點是他們都是算月薪，不像菲工按工作算工資。華僑工人的月薪自一百廿元，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不等，這要看他們做工的歷史和地位而定。然而月薪一百廿元的工人，單身還不要緊，假如是有家庭的人，你想，每天四元要付租捨，衣食，叫他怎麼過？碰到生病失業，受到老闆委屈的時候唯一的道路就是巴石河，於是第二天報上多了一則自殺的新聞，義山也就添了一名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