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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欧学者对谈 | 人类如何携手奔赴“浩瀚星空”?

2022年04月24日 10:02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网   【字体:↑大 ↓小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网

2022年04月24日 10:02

  中新社北京4月23日电 题:中欧学者对谈 | 人类如何携手奔赴“浩瀚星空”?

  中新社记者 万淑艳

  告别了工作生活183天的中国空间站,中国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于4月16日安全返回地球。计划于今年全面建成的中国空间站,将打造成一个面向国际社会开放的科技合作平台。

  探索浩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和梦想,未来人类如何携手合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二院研究员、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杨宇光,月球村协会主席、可持续月球活动全球专家组(GEGSLA)执行秘书朱塞佩·瑞巴尔迪(Giuseppe Reibaldi)近日在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展开对谈,予以解读。

2022年4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中新社发 张杰 摄
2022年4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中新社发 张杰 摄

  中新社记者:近日,三名中国航天员结束在中国空间站183天的“出差”后返航地球。如何评价三名航天员在太空的表现?

  朱塞佩·瑞巴尔迪:中国三名航天员利用中国空间站最先进的模块,表现出色。中国的太空技术发展比西方更快,因为中国有长期的计划,可以把所有需要的行动落实到位,以实现一个特定目标。

  中国空间站是一个最先进的空间站,它借鉴了国际空间站的经验,这可以从建成空间站所需的时间看出,国际空间站建成用了数十次飞行和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中国空间站只需要数次飞行和2至3年时间即可建成。

  当然,空间站的大小和复杂性是不同的,但一个“小型”的空间站比国际空间站这样的大空间站更经济、更有效。国际空间站是在20世纪90年代设计的,而中国空间站大约在20年后。

  杨宇光:三名航天员成功完成了任务,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画上圆满句号。

  最核心的任务是验证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以及能否健康正常地工作。神舟十一号完成在轨驻留一个月,神舟十二号实现三个月,神州十三号实现六个月。六个月将是空间站运营期间航天员常态化驻留周期。三名航天员坚持在太空用健身设备锻炼身体,返航后状态良好,精神饱满。

  其次,验证了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这是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生活的关键技术。航天员长期驻留空间站,从地球运送物资到太空成本高昂。环控生保技术让资源可再生,如水资源循环利用,可把汗液、尿液等提纯后饮用,可大幅减少货运飞船频次,同时还可把运输空间更多留给科学实验所需。

  此外,还验证了最新的天地往返技术。中国载人飞船首次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全程仅用9个多小时,而以前大约需要1天时间。加速的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技术和操作。

  还有很多核心关键技术得到验证。神十三与天和核心舱完成了全自主径向交会对接。中国空间站机械臂首次成功转位货运飞船。中国航天员首次手控遥操作天舟二号与空间站交会对接。神十三乘组完成两次出舱活动,王亚平迈出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神十二、神十三两个乘组4次共8人次舱外活动,对第二代飞天舱外航天服进行了充分验证。

  三名航天员化身“太空教师”,为地球中小学生带来两次精彩的太空授课,还把太空课堂开到了美国。中美太空合作潜力很大,此举定会鼓励更多年轻人携手探索宇宙。

2021年12月9日下午,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开讲。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2021年12月9日下午,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开讲。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空间站在建设之初就向世界敞开大门。17个国家的9个项目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国际合作能为人类探索太空做出什么贡献?

  朱塞佩·瑞巴尔迪:空间探索是艰难的,国际合作是唯一现实的方式,以可持续的方式向前推进。中国从一开始就向世界开放其空间站,这是非常积极的。包括联合国外空司在内的许多国家和组织都参与了这些实验,其中一些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参与对太空探索能力的建设非常重要。

  此外,太空国际合作可促进国家间更好地理解彼此,以实现地球上的和平生活。

  杨宇光:中国空间站未来将打造成一个面向国际社会开放的科技合作平台,造福全人类。中国空间站在建造时配备了国际标准接口,用于各国开展各类科学实验。首批入选的9项实验只是开始,后续中国空间站还会开展更多、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中新社记者:探索浩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和梦想,可以跨越国籍、地域和种族。各国应如何携手探索太空,和平利用好人类共同的太空资源?

  朱塞佩·瑞巴尔迪:国际合作正在加强,这可以降低成本,越来越多国家可以获得空间技术,对合作的信任将变得更加重要。以月球的探索和利用为例,月球村的概念允许所有国家都参与到这一非凡的人类事业中来,各国都有自己的计划,只要他们愿意合作。因此,我们需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月球协调机制,使各国在信息共享、空间资源、空间碎片、互操作性等问题上有共同的公平竞争环境。

  欧洲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在科学领域有多项合作,一些欧洲航天员已经在中国完成了一些初步培训,未来欧洲航天员有可能会在中国空间站中工作。太空合作的未来将取决于国际政治格局,但我希望这种国际合作能够增加。

  杨宇光:太空探索离不开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可降低成本和决策门槛,促进各国航天技术发展,进而造福全人类。太空国际合作以后只会越来越多,合作程度更深、合作范围更广。

  开展国际合作是中国航天长期以来的传统。20世纪末中国发射了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1星。嫦娥四号搭载了德国、瑞典、荷兰、沙特的科学载荷。中欧、中俄有长期合作关系,中国航天员曾到莫斯科训练,中欧航天员曾互到对方领土训练。中意合作的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中法海洋卫星先后发射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领域可开展四个层级的国际合作。第一层级是联合实验,也是目前最主要的合作方式,如神舟八号飞船装载了中德联合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实验的装置;第二层级是外国航天员来访;第三层级是外国飞船造访中国空间站;第四层级是外国舱段对接中国空间站。天宫空间站预留了扩展接口,在三舱构型基础上具备对接扩展舱段的能力,未来可根据需要由“T”字构型扩展成“干”字构型。

资料图:天和核心舱。图片来源: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资料图:天和核心舱。图片来源: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中新社记者:伴随俄乌冲突持续,美俄矛盾加深,国际空间站能否延迟服役至2030年?未来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将各自扮演什么角色?航天员之间可以实现互访吗?

  朱塞佩·瑞巴尔迪:国际空间站和中国空间站可以在短期内进行合作,同时进行科学调查,以增加统计结果。微重力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统计结果较少,通过对同一主题进行平行调查,可以增加统计数据,提供更可靠的结果。

  两个空间站之间交换乘组人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由于轨道不同技术很复杂。目前合作的主要障碍是政治意愿。我希望在国际空间站退役之前,双方有可能进行航天员互访。2030年后,预计会出现私营空间站,出于安全原因航天员互访的可能性要尽快得到确认,就像海上的船只一样。

  杨宇光:此前美俄努力想把国际空间站寿命延至2030年。而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美俄都透露出可能“分家”的信号。但操作层面“分家”难度很大。国际空间站虽由16国共同建造,但美俄占有的舱段最多。俄罗斯舱段设备齐全,离开亦可独立运转。而美国舱段如果离开俄方舱段,就失去了推进系统,美国需尽快打造新的推进舱,否则将有坠毁危机。

  即使国际空间站退役后,还会出现其他空间站。美国等航天大国商业航天发展迅速,目前低轨道的空间站技术已经成熟,Nanoracks、Axiom这些商业航天公司可打造用于太空旅游的商业空间站。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倡议“全球共享太空”。当今世界不再是“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时代,国际太空合作应如何拓展广度与深度,探索高水平的太空合作模式?

  朱塞佩·瑞巴尔迪:人类自古以来就仰望星空,渴望实现太空旅行的梦想。我们有机会利用世界各地多人的技能。太空探索正在进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世界各地的空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道义上有义务为此目的开展重要外联活动。

  至于高级别合作模式,不存在“一刀切”,每个项目都会有具体的合作方式。在这方面,联合国正在并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以便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杨宇光:目前,航天大国间已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合作和协商机制,包括双边和多边的交流合作机制。未来国际合作之路将会更宽广。而那些过去对于太空探索参与不深、或没有完整航天产业的国家,如何参与进来?这就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这些国家可以和航天大国联合发射航天器,还可以参与太空科学实验,以此从太空探索中获益,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各国尤其航天大国间应摒弃政治因素干扰,增进交流和了解,以夯实合作的互信基础。同时强化双边和多边交流机制,组织更多国际宇航会议进行交流,促成更多商业航天合作。(完)

  受访者简介:

杨宇光与朱塞佩·瑞巴尔迪的合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杨宇光与朱塞佩·瑞巴尔迪的合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杨宇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二院研究员,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航天员》杂志和《太空探索》杂志编委,中国航天科普大使。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部奖两项,超过750次与省部级以上媒体合作进行航天科普与宣传,并与超过800位航天领域国际友人保持长期联系与交流。

  朱塞佩·瑞巴尔迪(GiuseppeReibaldi),月球村协会主席、可持续月球活动全球专家组(GEGSLA)执行秘书、海牙外空资源治理工作组执行秘书,高级空间政策顾问。2013年起还担任国际宇航科学院载人航天部主任。他曾在欧洲航天局工作35年(1977-2012),出版著作8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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