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雨：走近魯迅

　　北京阜成門宮門口三清觀旁邊有個大院，院子綠樹掩映，花草芳菲，迎門正中安放著漢白玉魯迅雕像。那裡就是魯迅故居和魯迅博物館。

　　魯迅故居屬於京城老四合院形制，院門門楣上藍底白字門牌，告訴我們這個院子是西三條21號。綠油油的兩棵丁香樹，讓灰瓦青磚、朱漆門窗小院，顯得格外清幽。魯迅在這裡居住了兩年三個月，先生的《野草》《彷徨》《燈下漫筆》等就誕生在這裡。先生故居旁邊是魯迅博物館，館內收藏了2.1萬多件先生的文物，每一部(件)藏書、手稿、譯稿、書信、日記、藏畫都浸透著先生的心血。漫步魯迅故居和魯迅博物館，總讓人感覺有一種聲音在時空中迴盪。

　　我最早讀魯迅文章是上初中，那時讀了《孔乙己》《一件小事》《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和《自嘲》。當時，老師沒有對魯迅文章的寫作背景等做分析講解，所以全當故事讀了。不過，魯迅《自嘲》詩中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詩句，我印象深刻。後來參軍入伍在部隊有幸看到《魯迅全集》，便囫圇吞棗讀了起來。也是從那時起開始走近魯迅。

　　魯迅是誰？如果以1918年魯迅發表第一篇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為起點，短短的十八九年(1936年魯迅逝世)間先生撰寫、翻譯、抄錄了那麼多文字，只是為了表達對那個風雨飄搖的社會時局“橫眉冷對”嗎？他的小說、雜文，近百年來為什麼無人企及？魯迅的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精神體現在哪些方面？

　　魯迅出生在官宦之家，祖父翰林出身，父親是秀才。但在魯迅13歲時，祖父因參與科舉考試行賄案被判“斬監候”，父親的秀才名號也被割除。由此周家(魯迅本名周樹人)家道中落，陷入艱難度日境地。

　　魯迅的一生，是在戰亂頻仍、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環境中度過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走向沒落的清王朝封建專治思潮，與辛亥革命掀起的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倡導新文化革命運動，深深影響了魯迅。特別是留學日本學醫期間，一天，魯迅從幻燈片中看到一個中國人被日軍砍頭，而圍觀的同胞表情卻麻木不仁，他很受刺激，認為“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第一要務，要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魯迅《吶喊•自序》)因此，他毅然決定棄醫從文，要做一個直面社會、直面敵人的“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戰士。

　　魯迅的文章，是其性格的展示，更是其精神的體現。他的很多小說、雜文都直指封建沒落社會弊病，是用“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如，他的小說《狂人日記》。小說“我”的原型，取自魯迅的患上“迫害狂”病症的姨表兄弟。小說通過“我”的“語頗錯雜無論次，又多荒唐之言”，深刻剖析、抨擊了滿嘴“仁義道德”，實則“吃人”的封建禮教制度。再如雜文《戰士和蒼蠅》。這篇只有300餘字的文章，發表在1925年3月24日《京報》上。魯迅所以寫這篇雜文，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軍閥政府在報刊上刊登了一篇《孫大炮不響了》文章，嘲諷孫先生。魯迅看後憤怒至極，立即動筆給予有力回擊。他將不畏生死的孫中山等革命先驅讚譽為偉大的“戰士”，把攻擊污蔑孫先生的腐敗政客、無恥軍閥和卑躬屈膝“主子”身邊的幫閒諷刺為“蒼蠅”。尤其那句“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鮮明表達了對革命者的深情讚頌和對軍閥政客們的極端鄙視。

　　魯迅性情耿直，思想深邃。用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敢說、敢怒、敢罵、敢打，要“在這個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逝世一週年大會上作的《論魯迅》講話中指出，“魯迅精神”體現在“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概括起來，就是堅定的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稱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魯迅把自己的工作比作“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他說“我絕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只是個思考者。正是這種平凡理念，彰顯了他的偉大精神。魯迅是誰？他是一個以筆為匕首、投槍，勇敢地向醜惡、黑暗、愚昧進行戰鬥的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