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客：論國民黨分裂菲律濱華社的「雷霆計劃」

　　本文探討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國民黨當局發起“雷霆計劃”，迫害菲律濱愛國華僑報人于長城、于長庚兄弟，並制定“遏止共匪滲透”之“工作方針”，內容令人髮指，不但赤裸裸干涉菲律濱內政，更企圖分裂菲律濱華僑社會，制止菲律濱華僑支持新中國。這些工作方針對菲律濱華社影響甚深，遺禍後代子孫，其遺毒至今仍然處處可見。 

　　菲律濱愛國中文報刊《商報》於2021年2月14日刊登一份從美國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取得之前中國國民黨秘書長馬樹禮於1970年呈交給台北當局的“機密”報告，詳細介紹了前所未聞的迫害菲律濱愛國華僑報人，《華僑商報》社長于長城和總編輯于長庚之“雷霆計劃”。 

　　筆者查閱了于氏兄弟留下的資料和回憶錄，從未提及“雷霆計劃”，因此據信此計劃除了當年密謀策劃的國民黨黨棍和台北當局外，外界從《商報》刊登的文章中第一次得知有此惡毒抹黑陷害菲律濱愛國華僑的陰謀。值得一提的是，“雷霆計劃”還提及國民黨駐菲總支部秘書長柯叔寶和由台北當局專程派來菲律濱的國民黨特務邢光祖如何陷害支持新中國的海外華僑，並將他們所謂的“為匪宣傳”之文字，譯成英文提供菲國軍方情報處。 

　　“雷霆計劃”之令人髮指程度，印證了當年國民黨在菲律濱華社實施白色恐怖，控制輿論之毒辣手段，為華社各界所不齒。 

　　“雷霆計劃”污衊菲律濱中文報紙《華僑商報》，是中共在菲之喉舌，更指中國共產黨“劫據大陸二十年來，該報公然為匪張目，雖屢經本黨在菲大中華日報及公理報撰論抨擊及菲華反共抗俄總會代表大會兩度之譴責，然由於語文之隔閡，及其對外聯絡欺騙之得計，未能獲得菲國當局之重視。” 

　　台北當局為了進一步打壓海外愛國僑胞，於1962年向菲三軍情報處告密並夥同搜查、逮捕《華僑商報》社長與執行編輯于長城、于長庚等十七人，搜得大陸出版“匪黨宣傳書報雜誌”三百多種。據當年《商報》工作人員回憶，這些所謂的宣傳書報是新華社新聞稿、人民畫報等新聞和參考資料，絕非違法出版物。 

　　根據于長庚先生的回憶錄《兩地冤獄》記載，台灣國民黨特務更使出栽贓手段，偽造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以“長城同志”之稱呼致該報社長于長城之密令及秘密電碼，企圖讓菲律濱軍方相信該報是中國共產黨在菲之喉舌，且是在菲統戰工作之主要單位。 

　　于長庚先生回憶錄還指出，該證據呈交法庭後，經辯方律師指出充滿漏洞，最後被法庭拒絕採納。 

　　《華僑商報》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翻譯並刊登受邀訪問新中國的菲國議員、教授、專欄作家、工會領袖和學生的文章和報道，讓因為種種原因有家歸不得的菲律濱華僑進一步瞭解新中國的發展和進步，但遭到國民黨污衊為“誘使菲國議員、教授、專欄作家至大陸受訓，繼則收買組織菲華學生與社會青年，再次則滲透菲律濱國立大學之亞洲中心，蘭心(Lyceum)書院與馬尼剌商學院，及其他各地學校，最後則利用菲國財政支絀，菲幣貶值，發動大規模之示威暴動，高揭所謂‘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三面紅旗。在華僑社會中，肆其挑撥離間與分化之統戰技倆，於示威暴動工潮迭起之際，且公然威迫僑青參加反對菲律濱政府運動，認為菲國‘革命’時機已告成熟，配合親毛匪之菲共及其武裝組織鼓吹暴力革命，要求青年學生聯合工農反抗政府，作流血鬥爭。” 

　　根據“雷霆計劃”所載，“本黨在菲組織及對匪鬥爭工作小組，鑒於匪報肆無忌憚，為匪作倀，特訂‘雷霆計劃’，於五十八年(1969年)元月開始執行，運用一切方法，期予匪以致命之打擊。自本年初菲律濱暴亂事件發生以來，即利用示威暴動所引起僑界蒙受無端財產損失之反感，以及菲國治安當局與軍警之痛恨，由本黨駐菲總支部、大中華日報、與我駐菲‘大使館’密切合作，搜集該報煽動叛亂之證據，將該報為毛匪宣傳之文字，逐日譯成英文提供菲國當局，本組並先後派副主任柯叔寶同志及借調政工干校外文系主任邢光祖同志赴菲，柯同志負責號召本黨同志及愛國僑胞，團結合作，協助我駐菲大使館應付暴亂事件，並督導‘雷霆計劃’之執行。邢同志則憑其旅菲廿載反共鬥爭之經驗，及與菲軍情報單位之友好關係，協助並鼓勵菲方採取積極行動，將于匪等遣配來台。” 

　　由上述文字可見，由國民黨精心佈置，由特務串通菲軍情報單位，陷害愛國華僑，分裂僑社，以達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國民黨在奸計得逞後，更進一步制定了“今後在菲之工作方針”，亦即“雷霆計劃”的第三部分。這部分詳細記載了台灣國民黨當局將菲律濱視為“台灣之後門，且系我海外僑胞之反共基地”。 

　　“雷霆計劃”所闡述的“今後在菲之工作方針”九大要點如下：

　　“(一)力謀解決中菲懸案，及早簽署中菲文化專約，續商中菲貿易協定，擴大現行農技及其他方面之合作，促進兩國間官方與民間之交換訪問，以增進雙方之情感與瞭解，並協助友邦渡過當前社會經濟之難關。

　　“(二)中央酌撥必要之經費，作在菲對匪鬥爭之用，並與菲治安單位，加強情報合作，交換反共經驗；接受菲國指派人員前來我國受訓之要求，以助其徹底撲滅毛共之滲透顛覆活動。

　　“(三)利用當前形勢，並以于匪兄弟之遣配為例，重申反共即護僑，護僑必反共之原則，以轉變匪報對於僑胞之影響，更應督導本黨駐菲總支部，加強組織，以服務代替領導，促進與僑團之合作，共同遏阻共匪之滲透。

　　“(四)策動旅菲僑胞，厲行節約運動，倡導公益事業，藉以防範菲人之嫉忌，並爭取友邦之友誼。

　　“(五)呼籲僑胞，在菲國暴亂發生時，容忍鎮定，信賴政府，慎防共匪之分化陰謀。並運用現有之防火協會與街坊組織，自衛自律，以防意外事件或種族衝突，而免增加兩國政府之困擾。

　　“(六)強化現有中菲友誼協會之工作，繼續運用馬可仕講座，延聘國內專家赴菲講學，或延聘菲國專家來台講學，以促進文化交流，加強彼此瞭解。

　　“(七)利用本黨在菲現有大眾傳播工具，集中人才，充實資料，加強僑胞之反共意志對政府之信心，並充實駐菲新聞單位之人事與經費，有效運用菲國新聞文化界人士及其所主持之新聞文化機構，以改善菲國輿論界部份附匪反我之態度。

　　“(八)加強中菲兩國青年之聯繫，健全現行菲國大專院校就讀之僑生組織，培植領導人才並指定國內負責單位，充實其經費，作有力之支援。同時中菲學生之交換，亦有益於邦交之促進與反共意識之增強。

　　“(九)我政府負責當局，對於菲國當前財政之困厄，似應優予考慮旅菲僑胞之呼籲，能繼美、日、英、西諸國之後，對副予以若干短期之貸款，藉以促進中菲友誼，鼓勵其進一步採取堅決之反共措施，並提高我華僑在菲之地位。” 

　　從上述工作方針來看，說的好聽是促進中(台)菲友誼，實際上是繼續其分裂僑社之目的，比如第七條“利用本黨在菲現有大眾傳播工具，集中人才，充實資料，加強僑胞之反共意志對政府之信心，並充實駐菲新聞單位之人事與經費，有效運用菲國新聞文化界人士及其所主持之新聞文化機構，以改善菲國輿論界部份附匪反我之態度。”，這是赤裸裸干涉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和輿論，不惜花大錢對菲律濱華僑和主流社會人士進行反共洗腦，抹黑誹謗新中國的革命和成就，此遺毒禍害菲律濱主流社會和華社至今。 

　　眾所周知，菲律濱和中國因南海問題發生摩擦，以及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時，從政府內部到民間對中國的抗疫援助充斥著不信任和猜忌，歸根究底就是當年台北當局利用輿論抹黑中國大陸，讓菲人民恐懼中國共產黨，害怕中國大陸。 

　　至於對華裔子弟的影響更是深遠。台灣當局通過中國國民黨菲律濱總支部對華文學校的控制(以前大部分華文學校是由國民黨分部在全菲各地的分支、團體、機構支持或經營)，對華僑社會青年進行大規模洗腦，這一點可以從“雷霆計劃”工作方針的第8條看出。 

　　這項行動至今仍然在執行，菲律濱很多華文學校至今仍然堅持採用台灣“僑委會”出版的中文教材，教授繁體字和注音符號，排斥簡體字和漢語拼音，導致華裔子弟對祖國疏遠和感到陌生。菲律濱華社至今仍然為繁簡體字和注音拼音問題爭吵不休。台灣雖然已不再是國民黨執政，但民進黨政府仍然不遺餘力地分裂海外華社，以菲律濱為例，民進黨當局派駐菲律濱的所謂“代表”，以台商為優先服務對象，並稱之為“台僑”，後面才是土生土長的華人華裔，來自中國大陸的所謂“新僑”是被排斥的對象。 

　　台灣當局每年都會組織“海外華僑青年回國服務團”，從全菲各華文學校內招募華裔青少年在暑假期間赴台灣“學習交流”，給他們灌輸“台灣價值觀”，導致許多華裔子弟對中國大陸產生誤會和厭惡感，相信這些都是台灣國民黨當局上世紀中葉制定的“工作方針”的延續。 

　　中國大陸方面近幾年派出大量“志願教師”來菲教授中文，補充菲律濱華文學校師資不足的問題，這讓許多學校對中國大陸改觀，加上中國和平崛起，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到載人航天的偉大成就，菲律濱華人華裔都看在眼裡，不少人也對中國改觀，特別是新冠疫情期間，中國的“連花清瘟膠囊”和“清肺排毒湯”等，讓很多原本不信中藥，對中國醫學技術充滿懷疑的華裔子弟心服口服。 

　　菲律濱土生土長的華裔，很多中文不佳，甚至不諳中文，中國大陸應該加強文化交流和輸出，鼓勵海外華裔子弟學習中文，瞭解中華文化，可組織海外華裔每年暑假到中國遊歷、參觀、學習，讓他們感受到中國的文明發展，親身體驗科技的進步和便利。現下許多華裔子弟喜歡在菲律濱電視台追看韓劇，不少人哈韓哈日，中國在這方面應該加強交流，對外輸出中國製作的優質電影和電視劇，甚至是卡通片，改變海外華人華裔多年來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