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藝： 杜甫的人生軌跡與遺跡（上） ——學史筆記

　　在中國大陸，談唐代詩人，李白與杜甫是並列前名前茅的，前者號“詩仙”，後者稱“詩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近代大陸作家郭沫若還寫過《李白與杜甫》一書，風行神州。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祖籍河南襄陽(今屬湖北)，生於河南鞏縣。由於他在長安時一度住在杜陵以北、少陵以西，故自稱“杜陵布衣”、“杜陵野客”、“少陵野老”或“少陵”。在成都時被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後世又稱他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的書香門第，遠祖杜預為晉代名將兼名儒，為京兆杜陵人；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閑，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他七歲時即開始學詩，十五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的重視。自言：“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他一生勤奮好學，“讀書破萬卷”，以致“下筆如有神”，留下一千四百多首詩，作品被譽為“詩史”。

　　中國大陸的學者把杜甫的人生軌跡分為四個階段：

　　一、漫遊時期，從玄宗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至天寶四年(公元745年)。在這段時期內，杜甫進行了兩次長期的漫遊。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帶，他到過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但這對於年輕氣盛的杜甫來說，算不了甚麼，第二年，他又開始了齊趙之遊。在遊齊趙期間，杜甫結交了李白和高適，除了打獵取樂外，他們也經常賦詩或論文。對這段遊歷，杜甫晚年還很嚮往：“放蕩齊趙間，裝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壯遊》)。在漫遊中，他擴大了眼界，豐富了見聞。他寫了三、四百首詩，惜留存至今僅二十餘首。

　　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杜甫築居於洛陽與偃師之間的首陽山下，可能在這時與夫人楊氏結婚。

　　天寶六年(公元748年)，他已經三十六歲了，並已娶妻生子，有了家庭生活的壓力。這一年，恰逢唐玄宣洩下詔廣求天下之士。凡有一技之長者可到京師接受考試。此時，恰好是被後人稱為“口蜜腹劍”的奸相李林甫壟斷朝政，權傾朝野，他害怕士人“洩漏當時之機”，因此一人不取，致使舉子全部落第，而且，他又上表玄宗說“朝無遺賢”。杜甫當然難倖免。這對杜甫的打擊很大，多年後杜甫追述此事時，萬分憤慨地說：“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

　　這時唐王朝還強盛，倉稟充實，可是玄宗開始好大喜功，開拓邊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會上已經隱伏著不安定的危機。杜甫對此有所預感，但未予重視。 

　　二、長期時期。從天寶五年至天寶十四年(公元747-756年)，杜甫在長安居住了十年，他的生活、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杜甫到長安，目的是求得一官半職有所建樹。豈知遇上奸臣當道，美夢落空。京城的高消費，壓得杜甫喘不過氣，“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嘗困於衣食”，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杜甫不得不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想著“哥兒們”的李白高唱：“安然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杜甫的內心該是多麼痛苦啊！

　　生活折磨了杜甫，也壓成了杜甫，使他逐漸走向平民百姓。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後出塞》等現實主義作品。 

　　天寶十四年冬(公元756年)，杜甫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寫出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表達了他“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深情；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概括了社會上尖銳矛盾，又描繪了“入門聞號咷，幼兒饑已卒。”的家庭景光。讀來令人流下一眶同情淚。這是他十載長安生活的總結，亦標誌著唐王朝走向衰敗。 

　　三、任職左拾遺與流亡時期，從肅宗至德元載(公元756年)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

　　天寶十四載(公元756年)，安祿山叛變，率兵長驅南下，很快就攻陷了長安。杜甫這時正在鄜州，他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至德元年)，便把家屬安置在城北的羌村，隻身北上，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杜甫陷賊中近半年，看著京城一片荒涼，生靈塗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先後在陳陶、青阪兩地全軍覆沒的消息，滿腔悲憤，寫出了《悲陳陶》、《悲青阪》、《春望》、《哀江頭》等詩。(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