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藝：當代菲華文學淺探（三） ——播種、萌芽時期（1888年-1974年）

　　《出路》一文，寫作者到戲院看“九腳戲”(高甲戲)，巧遇山頂來的兒伴“水牛忠”，他也來看戲，為的是“唉，眼睛看見了，就算沒有真實回唐山(中國)，死也甘願呢。”“水牛忠”對兒伴吐苦水：“生活艱辛，調查公價的官員經常敲詐勒索，威脅‘遣配’，如今的處境是有病無錢醫。”作者筆下的“水牛忠”：為人很好，出洋以來，規規矩矩地，不抽煙，不喝酒，也不交菲女。自己雖少吃少睡，卻都把掙來的一分一文，寄給唐山的妻子和母親。可惜在外漂泊了一輩子，歷盡千辛萬苦，如今老了，病了，卻還是兩手空空，叫他如何度過風燭殘年呢？“水牛忠”結婚第四天清晨就離鄉別妻出洋謀生。兩人共乘馬車回家，作者刻意營造途中的氛圍，以展露“水牛忠”心中之苦。最後，“水牛忠”淚流滿臉地問作者：“我們為甚麽、為甚麽要出外？”。“水牛忠”無疑是千千萬萬旅菲華僑的寫照！

　　公元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對於旅菲華僑來說，直接的影響是“故國家鄉回不去了！”

　　菲國政府追隨美國保持與台灣國民黨當局的外交關係。親台社團有所謂“五大僑團”，即：“商總”、“文總”(國民黨文化協會總會)、“反總”(菲華反共抗俄總會)、“宗聯”(菲華各宗親會聯合會)及“校總”(菲律濱華僑學校聯合會)。這“五大僑團”至今依然存在。在整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親台勢力基本上控制了菲華社會，包括文藝界。

　　口說無憑，有書為證。1963年，蘇子先生在為亞薇的《椰子成熟時》作《序》中說：“菲律濱華僑的文壇，在最近十多年來，經過文藝界若干先進與不少同好不斷地墾植與灌溉，同時受到僑居的菲國與自由祖國文風的影響，現在已有相當的收穫。舉例來說，翻譯方面的施穎洲先生、詩歌方面的亞薇與芥子先生，散文方面的杜若、若艾與莘人、綠石女士，戲劇方面的陳烈甫與林泥水，繪畫與木刻方面的丹鋒與洪救國先生，舞台技術的陳明勳先生，小說方面的葉曼女士與許希哲先生，小品方面的莊克昌先生，文藝批評方面的邢祖光先生。”“菲華文風之得以保持不墜，應該歸功於菲律濱大中華日報林騮先生主持的‘長城’與‘文華’副刊；公理報亞薇與若艾兩位先生前此主持的‘文藝新地’副刊，及新閩報莘人與綠石女士兩位主持過的‘新閩’副刊，這三家報紙的副刊，曾經過予一般愛好文藝的僑青以耕耘的園地。此外，民國三十九年(公元1950年)杜若、施穎洲、芥子、亞薇、林騮等先生所倡組的菲律濱華僑文藝工作者聯合會；民國四十四年(公元1955年)至四十六年(1957年)馬尼拉業餘劇藝社在邢光祖、陳明勳、亞薇、宋一雄等領導及本人主催下所創辦的暑期劇藝講習會。”

　　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因為僑社還有“商報”的存在。公元2001年，于以同基金會出版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商報小說選》。商報總編輯在書中的《商報小說選合訂本序》中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菲華文壇，特別是短篇小說，盛極一時，是有著它生長的特殊歷史社會背景。那正是在菲華裔族群史上最彷彿苦悶的動蕩年代。”“五十年代初期，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朝鮮爆發戰爭，東西展開冷戰。美國內瘋狂迫害異己的窮追狠打歪風蔓延到千島之國。”“美國羽翼下的菲律濱是反共先鋒，與中國大陸完全斷絕交往，華族有家歸不得，連家書也不准郵寄。傳統的衣錦還鄉的過客心態，在客觀現實中失去依據。”“(商報)小說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反映的便是當年陷於水深火熱窘境的華族苦難”。

　　另一邊廂，由1952年至1962年，中國政府多次放鬆“僑眷”出境往香港“會親”，香港的北角區成了“小福建”。這些“僑眷及子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以各種名目來到菲律濱。日後，其中一批“子弟”成了菲華文壇的中堅份子，至今仍活躍在文壇上的有：許棟、鍾藝、王玉琪、鳴笛、阿詹、劉氓、吳文煥、施柳鶯、黃信怡、一民、柯林、施文志和已故的施騰輝、李泉山、林英輝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