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略談馬先生的「精彩」

　　馬先生又到重慶做秀了。

　　渣滓洞、白公館這些曾經囚禁、殺害了無數革命者的地方，滿面春風的馬先生是不會去的；國民黨軍統特務殘忍殺害楊虎城將軍全家的松林坡，志得意滿的馬先生也全當不存在。

　　至於1946年2月10日，國民黨中統特務為破壞政協決議，殘害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製造的“較場口血案”的舊址，春風得意馬蹄疾的馬先生就更會視而不見，揚長而去了。

　　馬先生所重視的，無非是炫耀國民黨抗戰的“功績”。

　　可是，抗戰期間，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腐敗無能，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大發國難財，其教訓甚至罪惡，遠遠多於“功績”。

　　僅以重慶的防空為例吧。

　　面對日軍飛機對重慶的野蠻轟炸，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僅沒有從空中為重慶撐起一把保護傘，地面的防空、救護、消防等工作也一塌糊塗，大大加重了重慶市民的苦難。

　　僅舉幾例：

　　國民政府為加強重慶空中防務，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任命劉峙任重慶衛戍總司令兼防空司令。

　　劉峙隨即向軍委會要求成立專門防空部隊，下轄通訊隊、防護大隊、擔架營、工程大隊、機踏車排、警報台、對空聯絡哨、情報傳遞哨等部門，直屬防空司令部。

　　但是，劉峙並不為組建防空部隊征召新的兵員，而是用衛戍總司令部原有的衛戍部隊頂替，然後用偽造的名冊騙取軍餉。國民政府發給防空部隊的經費，大部分落入了劉峙的私人腰包。

　　重慶的防空，靠一支不是真實存在的“影子部隊”來承擔，其效果可以想見。

　　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機轟炸引發大火，把重慶市區的房屋燒去十分之九，人員死傷無數，是重慶空前的大慘案。

　　當時，駐在重慶郊區的國軍有6個師，還有許多獨立團營單位。火災發生後，衛戍總司令劉峙下令所有部隊立即出動救火，但無一響應，反而紛紛向劉峙索領救火器材，由於經費早已被貪污，根本沒有器材可以發放，衛戍總司令部也就一籌莫展。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輿論責難下，劉峙才下令，擔一挑水給一元錢，這才調動起數万軍隊參加救火。本來起初只有二十多處火頭，此時已經是滿城大火，廣大市民的損失極其慘重。

　　國軍開始救火後，又藉救火的機會大肆搶劫。火災之後，大量疏散市民下鄉，很多未被燒完的東西都被留城的國軍部隊搜刮一空，燒剩的木頭積存起來當柴燒，損毀的房子略加修理即佔為己用，以後竟然向房主索取高價贖回。大火後，許多救火部隊竟競相比較看誰在火場發的財多。

　　著名的重慶大隧道慘案發生在1941年6月5日夜。

　　當時重慶防空警報的發布和解除，都要有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執行。由於胡伯翰剛愎自用，不肯在敵機未臨空時解除一下警報，讓群眾出洞換換空氣。結果導致慘案，市民窒息死亡992人，重傷151人。

　　慘案發生後，防空司令部調擔架營去搶運傷員。沒想到這些人進到防空洞內首先乾起搜撿死屍身上財物的勾當，大大耽誤了時間。當時許多人還處在假死狀態，如果抬出洞及時通風或施以人工呼吸，還可救活一部分人。而有些人並沒有完全喪失意識，在被搜斂財物時還能掙扎，擔架兵就把這些人掐死滅口。

　　當時，負責指揮搬屍的是衛戍總司令部交通處長姜吟冰和交通科長劉吉龍，當他們發現這是一個發大財的機會後，馬上下令搜查擔架兵的腰包。一部分擔架兵反抗，姜吟冰就下令在洞口槍斃了一名抗拒的擔架兵，以示威嚇。搜出的財物(金銀首飾、手錶、紙幣之類)用汽車向劉峙家裡運送了三次。

　　需要強調的是，劉峙是蔣介石最親信的國軍將領，直到最後時刻還讓他擔任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的種種腐敗貪婪，與蔣介石的保護與縱容是分不開的。

　　國民黨在“陪都”犯下的諸如此類罪行，可謂罄竹難書。

　　但所有這一切，馬先生都不感興趣，他只是流連於“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連稱“精彩”。

　　精彩嗎？的確是精彩。

　　大陸人民由此獲得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來見證什麼叫寡廉鮮恥、狗彘不若，他們會記住這一點，並由此決定自己的態度與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