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海研究院：「中菲關係和南海問題」圓桌會綜述

　　2023年12月20日，由中國南海研究院主辦的“中菲關係和南海問題”圓桌會在海口市召開。來自中國南海研究院、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中方學者與來自菲律濱智庫、高校和社會團體等菲方專家圍繞當前仁愛礁和黃巖島海上事態、中菲關係與雙邊合作等議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討，現將會議觀點綜述如下：

　　一、南海問題並非中菲關係全部，管控分歧、加強交流至關重要

　　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王勝表示，中菲雙邊關係對兩國至關重要，南海問題不是兩國關係的全部，雙方在有關爭議問題解決前應共同管控分歧、避免危機升級，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和兩國關係健康發展。菲律濱在仁愛礁運補問題上投機冒險舉動增多，試圖通過加固坐灘軍艦以實現對仁愛礁的永久性佔領，這是近期中菲雙方在仁愛礁附近發生摩擦的根本原因。菲律濱借助外部力量對華施壓只會起到惡化局勢的效果，只有回到雙邊磋商渠道才有可能實現海上局勢的緩和降溫。王勝強調，中菲民間交往和智庫交流至關重要，中國南海研究院願與菲律濱有關智庫和研究機構進一步加強合作，通過學術交流增進瞭解，為穩定兩國關係和南海形勢發揮智庫作用。

　　菲律濱國際安全研究學會主席隆美爾·班樂義(Rommel C. Banlaoi)認為，當前中國與菲律濱在涉南海問題上關係緊張的原因有三點：第一，菲律濱軍方和海警能從中獲利。菲律濱的軍事安全援助不僅來源於美國，還包括日本、澳大利亞、歐洲(包括法國和德國)等；第二，菲律濱國內政治因素對於南海問題的關注，部分政客可以利用南海問題激發國家內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第三，局勢升級可以激發美國對於涉南海問題的關注。他強調雖然中菲關係緊張，但我們仍然要致力於緩解這種緊張關係。因此，建議雙方建立發展合作計劃(包括漁業合作、能源合作)；建立臨時性的邊界協議；建立相互制約安排等。

　　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丁鐸提出解決當前的情況有必要強調三個關鍵詞。第一是穩定性，中國的南海政策一直是不變的。應該建立一些穩定的安排，來應對嚴重衝突的發生，這種安排需要具備穩定性。但反觀菲律濱在近期仁愛礁事件的聲明很強烈，包括用了很多情緒化的詞語，軍方和安全委員會及其他部門的聲明有的很激進，甚至要求驅逐中國大使，呼籲更多的聯合巡邏等。第二個詞是主權，中國在考慮很多問題的決定因素仍然是主權。第三個詞是責任。對雙邊溝通和決策方法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中菲雙方本有很大的政治空間來管控危機，在這樣的問題上可以達成共識。但在南海仲裁案之後，這樣的政治統治空間已經在悄然消失了。

　　二、美國因素顯著增加中菲關係的不確定性

　　中國南海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華陽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長吳士存在主旨發言中指出，受“美國因素”和“南海因素”的影響，中菲關係面臨諸多挑戰，其不確定性也將顯著增加，一是美菲安全合作導致菲律濱在美國主導的“南海軍事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對中菲關係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二是菲律濱馬科斯總統多次重申的“菲律濱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外部勢力不能插手南海問題”立場已成“空頭支票”；三是菲律濱通過對仁愛礁的固化長期佔有和試圖重返黃巖島的行為，以及引發中方可能的反制將使中菲關係面臨新的考驗。吳士存認為，美菲盟友關係和安全合作不針對中國是保持未來中菲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中菲圍繞仲裁裁決各持立場，雙方需要“擱置裁決”，堅持不把裁決作為處理雙邊關係及南海問題的附加條件。要繼續開展中菲海上執法部門合作，保持海上執法部門之間的熱線聯絡機制順暢和有效，更好地管控危機和預防海上衝突。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主任胡波分析對比了中國和美國對於菲律濱涉南海問題的處理方式。其認為，中國在包括仁愛礁、黃巖島在內的南海問題上的主張和政策是一貫的，堅決反對菲律濱加固仁愛礁“坐灘”軍艦和進入黃巖島潟湖。中國針對菲律濱在南海侵權行為採取的回擊力度逐步加強，因為菲律濱挑釁的程度不斷加強，導致中國不得不回應，並非中國主動引發事端。而美國方面，一是為了增強其在地區的影響力，持續推進“印太戰略”，並且保證其對於菲律濱盟友的“堅定承諾”，會對菲律濱進行支持和援助；二是美國希望南海天天“有事”，但不希望“出大事”，不會僅僅為了菲律濱在黃巖島和仁愛礁的所謂“權益”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胡波指出中國希望維持南海海域的和平穩定，但是南海周邊國家不能一味挑戰中國的底線。菲律濱可能高估了美國可能的支持，低估了中國的維權決心和意志。另外，美國在南海的政策具有某種不確定性，如果特朗普重新當選美國總統，美菲同盟將面臨巨大挑戰。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李開盛表示，中菲雙方關係緊張的可能“源頭”有以下因素：一是美國因素。美國已經完成在東北亞地區的“任務”，開始把目光轉向東南亞地區，意欲建設更多的軍事基地，構建遏制中國的安全架構；二是中國與菲律濱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互誤解。中國民眾普遍認為中國並沒有採取過多的行動，然而菲律濱政府認為通過國際媒體的曝光、施壓就可以嚇退中國，結果可能適得其反；三是馬科斯政府希望展現與杜特爾特政府不一樣的外交政策。他建議：需要減少可能損害雙邊關係的行動頻率；加強雙邊關係的修復和維護，可以考慮依托“一帶一路”倡議；菲律濱應該嘗試去瞭解並且理解中國的做法。

　　三、中菲民意基礎有待加強，人文交流合作亟需提升

　　菲律濱知名民調機構PUBLiCUS Asia Inc。創始人梅洛·蒂奎婭(Malou Tiquia)認為目前南海問題在中國菲律濱被過度“安全化”，導致海上事件上升到需要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的特殊政治手段去處理的層面，不利於降溫處理。然而，南海問題也可以“非安全化”，一是避免使用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話語。二是用更多選擇去引導不同的政治化方向。三是通過相對溫和的方式管理安全事件，實現“非安全化”的目標。當前，馬科斯政府的重心徹底導向美國，雖然對菲律濱國家利益長遠來看並非好事，但是具備比較深的民意基礎。根據民意調查，當前菲律濱民眾對中國信任度僅為6%，對美國則達到33%；菲律濱民眾認為，中國是對菲律濱最大的威脅來源，達到80%。因此，她建議：第一，加強兩國的公共外交；第二，找到合適的論述和話語重新界定和引領兩國關係，通過加強雙方對話、旅遊合作、文化交流促進兩國人民的民心相通。

　　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與政策研究所所長閆巖提出兩點觀察：第一，社交媒體在認知戰裡的作用越發顯著，大量菲律濱社交媒體在傳播關於中國尤其是中菲南海爭端的假新聞，進一步激化了菲律濱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導致菲律濱民眾對中國的情感態度較為負面，而中國能對菲律濱產生的社交媒體影響太弱；第二，菲律濱馬科斯政府當前不願意和中國心平氣和地進行談判，無助於化解南海爭端。菲律濱政府對中國大使的溝通僅僅是表達態度立場而非務實溝通，這種行為讓人費解。

　　菲律濱《商報》副總編蔡友銘(Wesley Chua)主要討論了中菲民間交往，尤其是中國移民到菲律濱的新移民議題。目前，菲律濱華人涵蓋了百分之二的菲律濱人口，新的華人移民給菲律濱的教育和文化帶來了新的改變。經濟上，新移民給公司引入新的中國文化。一些年輕的移民創建了新的商機，給傳統的華人社區帶來了不同的變化。現在很多餐館老闆和大型零售商都來自中國。新移民也被稱為海僑，他們成立了組織，對應了幾個新的華人商會。新移民也努力改善菲律濱社會反華情緒高漲的問題。因此，菲律濱華人應該繼續努力，在主流社會發揮作用，並推動中菲兩國的交流。

　　菲律濱中國研究協會理事楊棋媺(Sharlene May Chua Cua)介紹了目前中國血統至少佔人口的2%，菲律濱華人是公認的族裔群體，在菲律濱社會各階層都有很好的代表性。菲律濱華人在菲律濱商業領域也發揮著主導作用，並主導著當今的菲律濱經濟。民間交往提供了對話的機會，這將有助於減少政府層面對抗的延伸，交流的結果促進理解、合作、協作以實現互利。菲律濱華人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從而促進貿易和投資。菲律濱華人社區在傳遞和平討論、中立合作和協作的信息以及在中國培養更緊密的聯繫和友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如果所有各方都能進行開放的溝通，開展更有針對性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化、商業、媒體、政治觀點就能被置於背景中，這將為和平談判和外交解決進程注入更多活力。

　　四、中菲經貿合作遇阻，議題選擇需謹慎

　　菲律濱“亞洲世紀”戰略研究所主任安娜·馬琳博格-烏伊(Anna Malindog-Uy)強調中菲要加強溝通和雙多邊談判，應該聚焦低敏感的合作領域，比如漁業管理、南海環境保護、貿易合作、共同油氣開發，而不是只關注領土主權等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中國應該意識到菲律濱政治存在動態變化的問題，而菲律濱人必須意識到中國是我們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海洋領土爭端的問題很難在短期內解決，她建議中菲可以在低敏感合作領域提出某種立場文件，經濟貿易和人文交流對緩和雙方矛盾是非常有用的。從長遠來看，菲律濱在處理與中國的南海爭端時最重要的考慮是，進一步努力共同建立一個基於互信、理解和信任的有效爭端解決/衝突管理機制，通過雙邊外交與和平談判進行開誠佈公的溝通，友好解決爭端。此外，菲律濱必須有意識地努力採取行動並發揮理性者的作用，尋求最大限度地發揮菲中關係及其在安全、政治、經濟、貿易、長期戰略利益和國際關係中對其自身利益的效用和功能，而不是被外部勢力利用南海爭端對抗中國。

　　上海交通大學鄭志華副教授表示仁愛礁這樣的問題影響著中菲關係發展，中菲之間的合作是非常難進行的。如果中菲可以在仁愛礁上達成共識，在南海仲裁案上達成共識，那麼共同環境保護和開發將不再是問題，但目前的難題是雙方如何在這些議題上形成一致的共識。中國對本國漁民捕魚進行了規定，我們只是強調如何促進我們單方面的利益。事實上，海南的漁民、廣東的漁民，以及其他國家的漁民過去也都在仁愛礁進行捕魚，甚至會共享漁網。因此我們在考慮爭端和主權的問題時，不能忽略歷史維度。我們不能把經濟問題、安全問題、外交問題、安全問題分開討論，但在看待不同的問題時也應有不同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