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鳳祝：菲華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文學的傳播，在21世紀之前主要依賴報刊和書籍。人們利用這些媒體來傳達信息。紙媒的發行一旦遭到禁止，文學的傳遞就會受到影響。在菲律賓馬科斯統治時期，即1973-1980年軍統期間，中文報刊遭遇限製出版，菲華文學的傳達因此受到影響。這種限制延緩了文學的推廣速度，區域性地阻礙了文學的傳遞，但是並沒有使菲華文學創作陷入停滯。步入21世紀，隨著網絡和自媒體的興起，文學擺脫了對報刊和書籍的依賴，得以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禁止文學或信息的流通，只能是區域性或臨時性的手段。

　　一、關於菲華文學史分期的臆測

　　在思考菲華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時，直覺給出的臆測是：在宋代或元代，當漢人初到呂宋時，除了商人、工匠和農民，相信也有文人來到菲島。菲華文學史可能始於宋代，但是這一臆測很難得到證實。基於這種臆測，我對菲華文學和傳播的歷史進行了如下劃分：

　　第一期：1535年前，中華文化的傳播與“海事文學”。早在前西班牙殖民時期，華文文化就已開始在蘇祿(菲律賓)傳播。“海事文學”以鄭和下西洋為起點。陳祖義(13？-1407)、王直、林鳳、鄭芝龍等，在歷代王朝都被視為海盜，但是也可以理解為華人海商的私人武裝組織，大多由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或是不得志的書生組成。

　　第二期：1535-1897年，西班牙殖民時期的華人文學。在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期間，我臆測可能存在一種“海商文學”、“海盜文學”或“僑批文學”。“僑批文學”是一種私人的隱性文學，僅限於指定的人閱讀。至於是否存在顯性的“宗教文學”(華人《聖經》翻譯)或隱性的華文創作(如民間文學)，值得進一步探究。“海商文學”和“海盜文學”可以林鳳和鄭芝龍為起點，研究“僑批文學”可以從海外家書入手，“宗教文學”可以從皈依基督教的華人著手，如“苦力甲必丹”陳謙善如何成為一名基督徒。

　　第三期：1898-1910年，美國殖民時期的菲華文學。我臆測，在美國統治菲律賓期間，可能也存在著一種“苦力文學”，可以從僑批，即華人的家書中找尋資料。

　　第四期：1911-1941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菲華文教開始起步。隨著文教和報刊的發展，“文教文學”和“白話文學”對菲華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菲華“文教文學”可從菲美領事陳綱創辦的中西學堂開始研究。

　　第五期：1942-1945年，日本佔領菲律賓期間，菲華社會出現了“抗戰文學”。代表人物是《華僑商報》的創始人於以同，他也是“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的宣傳主任，此外還有《大漢魂》的主編許芥子。

　　第六期：1946-1956年，菲律賓獨立以來的“反共文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華民國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菲華文學的引導。《大中華日報》的主筆邢光祖是“反共文學”的代表人物。

　　第七期：1957-1971年，“野生文學”與“講習文學”。“野生文學”是一種自主湧現的菲華青年文學，“講習文學”是受文聯規範的菲華青年文學。“野生文學”由菲華文藝青年驅動，試圖擺脫政治的影響，以非政治性、獨立的青年文藝社為標誌，代表團體有1957年王宏榜創辦的菲華椰風文藝社、平凡創辦的辛墾社以及雲鶴創辦的自由詩社等。

　　第八期：1972-1985年，軍統時期的菲華文學是一種“蔽屏文學”。與“流亡文學”不同，在馬科斯軍管期間，菲華報刊被禁止發行，菲華文學作品缺乏載體，無法在菲島公開發表。“蔽屏文學””包括菲華作家在菲律賓以外地區發表的作品(顯性作品)或是未發表的作品(隱性作品)。由於軍管和中菲建交(1975年)，這一時期國民黨對菲華文學的影響力逐漸消退。

　　第九期：1986-1999年，菲華的“新移民文學”是一種“儒商文學”。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是儒商文學的代表。

　　第十期：2000年以來的“自媒文學”或“網絡文學”。21世紀是網絡時代，擺脫了對報刊書籍的依賴和文學社團的規範，菲華文學可以跳出地域的限制，自主地在網絡上傳播。簡而言之，菲華文學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部分。菲華詩人許露麟每天都在網絡上發表自己的作品，可以作為菲華“自媒文學”的代表。

　　我認為，菲華文學不存在傳承的問題。每一時期的菲華文學皆有其特殊性，因突然湧現而被解讀。每一時期，都有大量華人移民來到菲律賓，因為年齡、教育、歷史背景和經濟狀況不同，價值取向也不同。不同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價值的差異，也造就文學內涵和表達形式的千差萬別。由此導致菲華文學發展的非連貫性，並形成各時期的獨特性，即文學的個性。

　　二、海外移民與華文文學的各種形態

　　華人移民海外，自古以來就已存在。夏商周的移民大多是農民、奴隸、東夷人和南蠻族人，他們逃亡海外的原因主要是為了反抗貴族的壓迫。海盜的成員來自各階層和各民族，但絕大多數是東南沿海地區的貧苦民眾。

　　秦漢以及隋唐五代時期，移民海外的人大多是沿海農民、鹽丁或叛兵。經濟繁榮時期，中華海商和海盜逐步興起，流亡海外的貧民和流民集結成為海商或海盜集團。這一時期海商海盜的主要成員，大多是來自東南沿海地區的破產農民、流民、漁民、沙民、蜑民、手工業者、小商販、船戶、亡命之徒、官吏、僧人道士和不得志的書生。

　　閩人移居海外始於漢代。根據《後漢書‧東夷列傳》記載：“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東冶縣即今天的福州，當時屬會稽管轄。澶州可能是今天的菲律賓。這是有關福建人出國的最早記載。

　　早在唐代，就有華人到東南亞和日本等地從事商業或手工業活動。在菲律賓禮智省的馬亞辛，有立於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年)的鄭國希之墓。據墓碑記載，鄭氏原籍南安，這是已知菲律賓境內最早的閩南人墳墓。

　　儒生從事海商或海盜活動，始於宋代。科場失意的書生棄筆從商，出海加入海商或海盜的隊伍。海商或海盜的首領，也有知書之人。明朝嘉靖年間，王直本是儒生；鄭芝龍能文善詩。清朝郭婆帶頗具儒士風範，在海上漂泊，卻手不釋卷，勤奮讀書。海商或海盜們亦有詩文流傳。這些事例，說明海外流民亦有斯文之輩。關於“海商文學”或“海盜文學”，值得進一步研究。

　　如同《水滸傳》中結集在梁山的好漢們，有文有武，有各階層的民眾和官吏，佔山為王，反抗朝廷。海盜據島為王，經商或搶劫商船。中外皆有這種“海盜”。在西方航海殖民時期，搶劫他國商船，並不被視為海盜，只有搶劫自己國家的商船，才被視為海盜。明清以來施行海禁，禁止海商和海外移民，所有海外移民和從事海商的華人，皆不受政府保護，且被歸為海盜或逆民，予以打擊。1407年，鄭和摧毀陳祖義的根據地，並他把帶回京城，正法示眾。

　　王濤在《明清海盜(海商)的興衰》一書中指出，海商為了保護船隻貨物而組織的私人武裝隊伍，常常被政府界定為海盜組織，這導致史學中有關海商海盜的定義混亂。

　　在沒有電話、電報和網絡的時代，海外移民與家人聯繫，只能通過家書。不識字的華人，必須請人代筆。在紙墨書信交流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僑批文化”和“僑批文學”。信息時代，很多人對書信往來失去興趣，紙墨通信逐漸走向沒落。

　　關於僑批文化，湯阿桂在“淺談漳州僑批——以龍海天一信局為例”一文中有詳盡的論述：郭有品(1853-1901年)，字鴻翔，福建龍溪縣流傳社人。他深知“水客”之不足和僑批業務的發展趨勢，認為經營僑批大有可為，於光緒六年(1880年)創辦漳州首家僑批局，時稱“天一批郊”，主營呂宋與閩南僑鄉之間的華僑銀信匯寄業務。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因業務拓展，擴為四局，設總局於流傳社，外設廈門、安海(晉江)、呂宋(菲律賓)三個分局，專營僑批業務。由於當時中國在南洋沒有開設銀行，中國官方亦無匯兌機構，所以當時的民營批信局發展較快。1896年成立“郭有品天一信局”，1902年改為“郭有品天一匯總銀信局”。

　　在美國殖民菲律賓期間(1898-1944)，可能存在著一種“苦力文學”。1868年，滿清政府和美國簽訂《蒲安臣條約》，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美國鼓勵中國勞工移民，修建美國鐵路。根據1880年美國的人口普查數據，當時在美國的華人人口約為105,000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500。移民到美國的華人勞工，並不都是沒有文化的苦力。1991年出版的《埃崙詩集》，收錄了1910-1940年間美國華人苦力的詩篇。

　　在“苦力詩篇”之前，德國曾出現漢譯《聖經》的“宗教文學”。1816年，馮亞生(Assing，1792-1889)和馮亞學(Haho，1797-1877)搭乘客輪抵達倫敦，隨後跟隨“華夫餅乾”(Waffelbacker)的生產商、荷蘭人路斯特豪森(Lusthausen)來到德國。他們先後去過耶拿、柏林等地。馮亞生為教會翻譯《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並在1834年把手稿捐獻給德國皇家圖書館。菲律賓是否存在“華人苦力文學”和聖經翻譯，是值得菲華學界研究的課題。

　　19世紀下半葉，美國和西班牙大量掠奪華人苦力。廈門是運送華工出洋的重要口岸。據統計，在1876-1898年間，從廈門運往東南亞各地的華人共計1,368,823人，其中207,747人被運往馬尼拉。根據美國進口華工的實例，在此期間來到菲律賓的苦力，必然也有一些讀過書的華人，可能會像“埃崙苦力”那樣通過寫詩來宣洩情緒。但是，目前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證實這種猜測。

　　文學！並不是只有發表在報刊或書籍上的文學作品，才屬於文學創作！未經發表的作品，例如埃崙苦力的詩篇，也是一種文學作品。評論家或是文學史家所談論的文學作品，只是能夠獲取資料的、顯性的、被鼓吹的作品。而一些隱性的、不為人知的作品，評論家並未得知，或是不想得知，或是基於不同的意識形態，有意屏蔽一些作品，以昭彰自己的價值。把菲律賓軍管時期(1973-1980年)稱為“菲華文學的冬眠時期”，這一看法過於武斷。一些評論家和文學史家接受施穎洲和王禮溥對菲華文學史的分期，並以此為基礎談論菲華文學的發展，失之草率。

　　三、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菲華文藝社團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菲律賓華文教育、報刊與文化”一文中，賴伯疆指出：1951年，菲華文藝工作者成立了“菲律賓華僑文藝工作者聯合會”(文聯)，選舉許芥子、柯叔寶、施穎洲三人為第一屆常務理事，其他骨幹成員有杜若、亞薇、本子等人。文聯從此領導菲華文藝工作二十多年，對菲華文藝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修如在“回顧菲華文學的發展歷程” 一文中指出：“當時菲華文壇出現了—批富有實績和獨特性的青年作家，在新詩上主要的作家有雲鶴、月曲了、林泉、芥子、和權、藍菱、葉曼，小說創作有林泥水、莊子明、吳新鈿、施柳鶯、林弗沙，散文創作有林婷婷、陳一匡等。” 

　　莊子明(1930/34-2023，晉江/廈門，1953年來菲)、芥子、林泥水(1929-1991，福建晉江人，戰後渡菲)、吳新鈿(1929-2020)等前輩，不屬於六十年代青年作家之列。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年詩人，至今仍比較活躍的有林泉(1946年出生，1953年來菲)與和權(1949年出生，1962年來菲)。他們都不是在菲律賓本土出生的。

　　菲華文學作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出生在菲律賓的第二代華裔，如施約翰、雲鶴、藍菱、秋笛、洪仁玉、晨夢子、林弗沙、林婷婷、潘露莉、冬松、山石和許露麟等。他們都是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作者。施約翰、藍菱、林弗沙和潘露莉於六十年代去了美國，1967年許露麟赴台定居，後移居廈門。林婷婷在1993年去了加拿大。

　　四、關於菲華文學史的不同分期

　　關於菲華文學發展的分期問題，施穎洲認為：不妨將二十世紀五十多年來的菲華文藝運動分為三個時期：一、播種時期：1934-1960年；二、耕耘時期：1961-1980年；三、收穫時期：1981年以來。

　　施穎洲還指出：菲華文藝工作者聯合會(文聯)自1950年成立以來，積極地為菲華社會培養文學人才而盡力，直到1972年菲律賓政府宣佈戒嚴時，才停止一切相關的文藝活動。不可磨滅的是，這二十多年的時間是菲華文藝運動的主流。

　　王禮溥在《菲華文藝六十年》中發展了施穎洲的見解，把菲華文藝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播種時期：1925-1950年；二、萌芽時期：1951-1972年；三、冬眠時期：1973-1980年；四、成長時期：1981年以來。

　　根據後來的觀察，王禮溥又把菲華文藝重新劃分為五個時期：一、醞釀時期：1928-1950年；二、播種時期：1951-1964年；三、萌芽時期：1965-1972年；四、冬眠時期：1973-1980年；五、成長時期：自1981年起。

　　在“路曼曼其修遠兮 ——菲華文學八十年發展淺錄” 中，雲鶴對菲華文學進行了如下分期：一、華文報的創辦與華文文學的播種：1888-1930年；二、菲華文學的萌芽：1931-1941年；三、敵偽蹄下的一片空白：1942-1945年；四、戰後文藝耕耘至現代主義的衝擊：1946-1959年；五、現代主義實驗至軍法統制的被迫沉默：1960-1972年；六、空白的軍統期至人民力量勝利後的百花齊放：1973-1986年；七、繁花盛開至世紀遞換：1987-1999年；八、網路時代新媒介的採納：2000-2007年。

　　吳新鈿在“七十年的菲華文學” 中，把菲華文運劃分為四個時代：一、播種時代；二、耕耘時代；三、成長時代；四、繼往開來的九十年代。

　　在《菲華文學評論集》中，潘亞暾提出如下分期：一、墾荒期，1933-1950年；二、播種期，1951-1964年；三、萌芽期，1965-1972年；四、冬眠期，1973-1980年；五、成長期，1981-1995年；六、成熟期：1996年以來。

　　鍾藝在“當代菲華文學淺探”中，對菲華文學作出如下分期：一、播種萌芽期：1888-1974年；二、茁壯期：1975-1999年；三、繁榮期：2000-2022年。

　　上述分期的問題在於：荒涼何在？誰在墾荒？誰在醞釀？誰在播種？什麼種子在萌芽？誰在耕耘？誰在拔苗助長？誰在成長？誰在冬眠？誰成熟了？誰繁榮了？是文聯在醞釀、播種、耕耘、拔苗？還是反共文學成長、成熟、繁榮或冬眠？這些浪漫的概念是否具有學術性？

　　潘亞暾、吳新鈿和鍾藝的分期，不外是施穎洲和王禮溥分期的翻版或變種。而王禮溥的分期則是對施穎洲分期的延伸。施穎洲指出，他對菲華文學運動(1936-1960年)的記述是依據個人的記憶，只是他所能“見到”的，不包括其它沒有注意到的範圍。他的研究僅限於他所能接觸到的出版物，這種基於有限經驗的分析缺乏歷史性的全面考量。

　　施穎洲、王禮溥、吳新鈿和鍾藝的分期方法遵循了一個共同的原則，即“菲華文學”是“文聯”人工栽培的成果。他們忽略了文化和文藝是經由不同歷史事件和歷史過程而形成的。要理解文學的發展，必須對作品的內涵和形式進行研究和分析，才能作出結論。

　　我認為，這種對菲華文學史的分期方法，未經細緻研究就作出判斷，本身已植入一定的價值取向和判斷機制。對菲華文學的評價，似乎只需用時間流程就可以評判作品的優劣，而無需對作品進行具體的分析。

　　文學形式必然是文學作品內涵的表達。文學內涵指向作者的價值取向、生活體驗或人生經歷。因此，文學內涵無法通過傳承獲得，而是來自個體的經驗。文學的創作形式可以學習和模仿，但是模仿得來的形式，並不一定與作者所要表達的內涵相契合。每一種獨特的內涵，必然生成自己獨特的形式。天才和偉大的作品是忽然湧現的，而不是某一機構培養出來的。

　　五、文藝講習班與文聯

　　黃月銀在她的博士論文《1949以後民國文學在東南亞的流動》中指出：“菲律賓華僑文藝工作者聯合會”是戰後菲華社會最活躍的藝文團體，成立於1950年菲華文藝人士第一次大集會。在《大中華日報》《長城》副刊座談會上，施穎洲提議組織“文聯”，在杜若(柯叔寶)、芥子(許浩然)、吳明(陳明勳)、亞薇(蔡景福)等附議號召下，宣告成立。《長城》是《大華日報》的副刊。1948年《大華日報》負責人柯俊智收購《中正日報》，合併為《大中華日報》，施穎洲留任總編輯，由上海聘請邢光祖為總主筆，“文聯”許多人也先後進入《大中華日報》工作。菲律賓光復後，《長城》副刊由芥子(許浩然)和杜若(柯叔寶)共同主編，兩人組織文藝團體“默社”，編印了菲華第一本文藝作品選集《鉤夢集》，在上海出版，由臧克家作序。芥子與杜若和國民黨淵源甚深，在日本人佔領菲律賓時，曾合作編印國民黨抗日義軍地下刊物《大漢魂》，在文聯時期使左傾文藝潮流無法動搖菲華文壇；再加上施穎洲，三人是“文聯”成立時選出的常務理事，此後“文聯”領導菲華文藝運動二十多年，幾乎網羅了當時所有菲華作家，影響深遠。

　　“文聯”成立之後，舉辦過許多藝文活動，其中最為成功、影響最大的是文藝講習班。菲華重要作家大多參加過講習班。1961年3月19日，“文聯”授權柯叔寶、蔡景福邀請台灣作家赴菲講學。柯叔寶借返台之機向僑務委員會申請補助，在駐菲大使館的協助下，接洽台灣重要作家與藝文界人士擔任講師。從1961年到1971年，在國民政府的主導下，“文聯”在菲華社會舉辦了十屆“菲華青年文藝講習班”。1972年菲政府實施戒嚴令，所有菲華文藝副刊被迫停刊，教育進行菲化改革。

　　“菲華青年文藝講習班”的主要目的不是培養菲華文學人才，而是傳播反共的文學價值觀，培養作家作為反共工具。施穎洲對菲華文學史的分期，可以這樣解讀：一、反共思想的播種時期：舉辦文藝講習班；二、耕耘時期：選擇可用之反共人才，繼續培養；三、由於馬科斯禁止華人文化活動，反共文化活動因此遞減；四、八十年代中菲建交，國民黨官方退居幕後，菲華社會成長起來的反共人士，即國民黨培養的人才，開始在社會上發揮作用；五、繼往開來的九十年代，在菲律賓的華人政治鬥爭並沒有結束。

　　六、我參加的四屆文藝講習班

　　我一共參加了四屆文藝講習班，主講人分別為墨人、穆中南、尹雪曼和鍾雷。

　　1966年菲華暑期青年文藝講習班的主講人是墨人(1920-2019)，講座主題是《紅樓夢》作品研究。

　　1968年的主講人是穆中南(1920-1912)，筆名穆穆，籍貫山東蓬萊。他對於如何培養學生的創作能力，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他把在菲講學視為對過往研究的驗證，希望透過反覆的教學實驗，累積教學成果，為文藝創作做準備。穆中南推展文藝教育時，著力於體制內外，有意在體制尚未革新前，透過私人的文藝教學研究與實踐，達成文學人才培養的理念，但也始終不放棄學院內新文學的傳承。他在課堂上指導學生集體練習寫作，再個別指點學員的錯誤或疏漏之處，重視文學的洗練。

　　1969年的主講人是尹雪曼(1921-2009)，主題是文學創作，講座內容是小說的結構和技巧、散文的寫作技巧以及詩歌創作。尹雪曼在講學中特別褒獎林弗沙，認為她有寫作天才，鼓勵她繼續創作。林弗沙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學，經常幫我修改文章中的錯別字。在菲律賓華文中學和英文大學畢業後，她去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五十年來，除了書信往來，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1971年菲華暑期青年文藝班的主講人是鍾雷(1922-2011)，主題是詩歌、小說和散文。講座內容包括詩歌的鑒賞與創作、小說的寫作技巧以及散文的風格與技巧。

　　時至今日，我沒有讀過墨人、穆中南、尹雪曼和鍾雷的任何作品。在講習班的活動中，我認識了施穎洲(1919-2013)、許芥子(1919-1987)和邢光祖。他們當時分別擔任《大中華日報》的總編輯、副總編輯和主筆。施穎洲除了在報社任職，還翻譯了大量英文詩歌。許芥子是位詩人。他們和藹可親，我對他們都很尊敬。他們在菲華文壇很有名氣，但是我沒有讀過他們的譯詩或新詩。七十年代菲律賓南島動亂，由於我是菲籍，擔心被徵兵入伍，於是父親就安排我去德國學習。1971年去德國之前，我拜別了芥子。他說：很好！德國是哲學的故鄉，好好學習。

　　最後一次見到施穎洲，是他來德國參加中國文學會議。我去慕尼黑機場接他，把他送到葛城(Guenzburg)會議中心。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台灣女作家李昂和中國詩人楊煉。我當時讀過李昂的《殺夫》，但是對楊煉的詩一無所知。1987-1988年我與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主編德文版中國文學與藝術雜誌《龍舟》，介紹過《殺夫》這部作品。高三時，我是《中正學生》的主編。當時《中正學生》的指導老師是蔡景福，筆名亞薇。他是晉江人，出生於菲律賓，著有小說集《椰子成熟的時候》和詩集《情詩三十首》等。可是我從未讀過亞薇的作品。

　　1966年，我參加了《自由大廈》漫畫比賽並獲獎。我畫了一幅書桌前的垃圾桶，四書五經被丟進其中。在《中正學生》的封面比賽中，我設計的封面入選。1969年，我參加了《大中華日報》林騮主辦的小說比賽，短篇小說《寒江邊上》獲得第三名。施柳鶯憑借小說《機房往事》獲得第一名，她讀高中時低我一級，在中正學院讀中國文史系時，與我同班。1971年初，我再次參加《大中華日報》林騮主辦的小說比賽，短篇小說《502》獲得第二名，王禮溥給出了84分，芥子給出了91分，林濤給出94分，若艾90分。李劭農的《異國戀情》獲得第一名。得知比賽結果時，我已來到德國。其實這次比賽我提交了兩篇作品，一篇是《心繭》，用洪文選的名字參賽，獲得第五名。王禮溥給出了97分，芥子給出了94分，林濤給出82分，若艾80分。從兩次比賽來看，也許我的小說只能屬於菲華文學的第三流角色。

　　七、個人文學價值觀與菲華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在“當代菲華文學淺探”中，鍾藝提出2000年至2022年是菲華文學的繁榮時期。這一觀點是沒有說服力的。

　　菲華文學的繁榮時期應該是在20世紀60年代。1958年平凡(施青澤，1927-2018)創立“辛墾文藝社”，1959年雲鶴和月曲了創立“自由詩社”，在此之後，菲華社會在60年代湧現出許多獨立的文藝社團，詩文創作非常活躍。

　　文藝社的大部分成員，很多是50年代和60年代經香港輾轉來菲的晉江/石獅青少年，另有一部分是本地成長的華僑子弟。50年代初，中國政府放寬華僑子弟的出國限制，但是由於中菲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菲政府只承認國民政府，從大陸來菲必須經過香港，在香港取得民國護照，才能申請來菲簽證。有些華人為了方便，通過購買假身份幫助華僑子弟進入菲律賓。60年代從香港來菲的華僑子弟很多住在香港北角，在蘇浙學校讀書。我於1954年來到香港，住在北角，也上過蘇浙學校，1961年才到馬尼拉。

　　我寫“詩”，並非受到現當代詩歌的影響。在此之前，我也從未讀過任何當代詩歌。在香港時，我就喜歡唐詩宋詞。但是我不會唐律宋韻，只讀過，不會寫，也不想學。寫詩！我只好用大白話，不用任何韻律，只根據感覺和情緒，寫出一些短句，就稱之為“詩”。

　　大約小學三年級時，我從香港的街道小販處租借連環圖小冊子。後來，又買了一些古代小說，如《薛仁貴征東》之類。我哥哥喜歡閱讀魯迅和巴金。他買了一些他們的作品，如《阿Q正傳》《新生》《滅亡》《家春秋》和《愛情三部曲》等。魯迅比較深奧，難理解，所以我比較喜歡讀巴金的小說。

　　小學四年級時，我和哥哥在澳門慈幼學校寄宿。這是一所天主教學校，校長是德國神父時來德(Schneider)。我們從家裡帶來的小說，都得經過書報檢查。學校認為不合適的文字，就會被剪除。不久，哥哥去了馬尼拉，我自己一個人寄宿在慈幼。學生住在一間可以容納一百人的集體宿舍。一排排的床，整齊地排列在房廳中，每個床頭有一個小櫃，可放衣物。

　　早晚吃飯前都要禱告。在飯廳裡，四人一桌。廳中有一講台，配有話筒擴音器。進餐時，有老師在台上朗讀小說，其中一部是金庸的《碧血劍》。我從此開始讀金庸的武俠小說，還有《水滸傳》和《三國演義》。

　　我的文學價值觀是在1961年來菲之前形成的，受到《滅亡》《新生》《家》《書劍恩仇錄》(1955)、《碧血劍》(1956)和《射鵰英雄傳》(1957-1959)等小說的影響，而非台灣作家或菲華作家的培養。當然，我走向文學之路的個人經歷，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歷程。

　　八、民間文學與黨派文學

　　根據福建省晉江市公安局的統計，從1953年至1965年，晉江市出國人數為9636人，大部分經由香港或台灣再轉到菲島；從1976年至1986年，出境人數為16965人，大部分是成年人，直接從大陸進入菲律賓定居。60年代，菲華文藝社團的很多成員來自這群華僑子弟。這些文藝青年的價值觀，與80年代從大陸來菲後從事文藝活動的年長者不同。60年代菲華文藝青年的寫作初衷主要是情感上的表達，淡泊名利；文藝團體的領導人大多是職業作家、報刊編輯或華校教師。80年代的文學工作者注重的不是文學成就，而是社會地位。這一時期文藝團體的領導者大多在商業和經濟領域擁有一定的基礎，想要在文藝上獲得一定的認同。

　　50年代以來的菲華文壇，除了由國民政府或商人掌控的文藝社團外，也有一些由青年人自發組織的業餘文藝團體。例如，1957年，王宏榜邀集華僑師專愛好文藝的青年，創辦了“菲華椰風文藝社”，並出版《椰風文藝》。王宏榜1935年生於石獅，1950年來菲，除了從事文藝活動，他還是“光漢武術館”的成員。1958年，平凡創立“辛墾社”，60年代中期由陳一匡主持。1960年，雲鶴與月曲了創立“自由詩社”。1963年，王國棟(1931-1985)創立“菲華耕園文藝社”。此外，還有“晨光”、“青苗文藝社”、“星座詩社”、“梅花社”、蔡文輝組建的“飛雲文藝社”、黃競泉組織的“寒梅社”、鄧玉霞組織的“獨雁社”和“椰風”等文藝社團。這些文藝社團沒有大老闆的經費資助，因此不受菲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規範。陳一匡和蔡文輝是我在中正學院的高年級同學。鄧玉霞在中正學院與施柳鶯同級，如今皈依佛門。

　　1964年，我和施建順、鄭金印、施永昌等幾位從香港來的同學創辦了“梅花社”。施永昌如今是個大財主，自稱菲律賓鋼鐵大王，搞了一個藝術館“天然居”。當年，我們創作短詩，互相交流，1968年出版梅花文藝選集《沉默》。1969年梅花社改組為“菲華青年哲學會”，會所設在王彬的青年會大樓(YMCA)，新加入的主要成員有：洪天賜、洪文選、謝松柏、陳淑旋、王玲玲等。陳淑旋博士如今是馬尼拉名醫，王玲玲博士在華盛頓世界銀行工作。

　　60年代，菲華文藝社團出版發行了許多文學作品集和文藝刊物，代表作品有：自由詩社的《一九六一》；辛墾社的《辛採集》；飛雲社的《飛雲選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該社還出版了《華雯》與《寄你以祝福》(社員合集)；梅花社秋心(黃鳳祝)主編的《沉默》；獨雁社的《雁影》等。其他出版杜出版的文藝選集有：雲鶴主編的《詩潮》；葉若迅等13位作家的合集《新綠》；穆中南的《文藝橋》；林騮主編的《菲華創作》和《菲華文藝年選》。文藝刊物有《劇與藝》半年刊(亞薇主編)、《慈航》月刊(由佛教人士主編)等。除了這些社會上的刊物，學校也有自己的華文刊物，如《中正學生》。1967年，我主編過多期《中正學生》，指導老師是蔡景福。《中正學生》當時已出版了90多期。

　　1972年9月馬科斯宣佈軍統，所有華文報刊均遭封禁，文藝講習班停辦，公開的菲華文藝活動被擱置，但這並不代表菲華文學創作陷入停頓。華校雖然受到限制，但是漢語教學仍在繼續。民間文藝團體不能在菲華報刊上發表作品，但是私下的文學交流依然存在。此外，菲華文藝人士還可以在大陸或港台報刊上發表作品。

　　1981年軍統解禁，民間文藝社團重新展開活動。《耕園》在王國棟的領導下恢復活動。1984年，王國棟與林騮出版《菲華文壇》期刊，前後出了六期。王國棟是出版人，林騮是主編。《辛墾》也借《聯合日報》的版面復刊。1980年雲鶴創立“新潮文藝社”，1984年“河廣詩社”和“千島詩社”成立。雖然這些文社都是民間組織，但是與60年代有很大不同，主要原因是文社組織如今的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遠超昔日，寫作動機也有所不同。

　　1996年“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宣告成立，吳新鈿出任協會的第一至第八屆會長。吳新鈿能詩能文，擅長散文、小說、評論和翻譯。他早年傾心文學，後轉入商途，在生意事業成功後，再次投入菲華文藝活動。潘亞暾指出：吳新鈿組織的“作協”與50年代的“文聯”就此成為左右兩派結集的大本營。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後，嘗試取代50年代的“文聯”，整合菲華文藝團體。但是，由於領導力量年邁和意識形態單一，缺乏新進文藝青年的動力和多元化文學的寬度，薪傳菲華文學的使命只能是留於形式的作為。

　　當然，在學術研究或評論中，最好不要做出籠統的結論，給某些人或某一團體戴上帽子，潛意識地貶低不同觀點的作者。施穎洲在評論菲華作者時曾指出：1939年藍天民在《華僑商報》開闢菲華文學副刊《新潮》，他的哲嗣藍廷駿和雲鶴的太太劉美英(秋笛)，以及雲鶴組織的“新潮社”屬於左派，因為1985年雲鶴曾組團訪問大陸。菲華文人與台灣或大陸文人交往，不宜冠之為右派或左派。只有用文學或文字作品來維護某一黨派的作者，即明確站隊者，方可評價其立場的左右。

　　菲華文學發展的根基至今仍無法擺脫本土(大陸港澳台)華文文學的規範，即不存在獨立發展的基礎。無論是文學表達的形式還是內涵，皆不可能完全獨立自主。華文文學是用漢字來表達形式和內涵。寫作的內容可以脫離華人的思想、邏輯、道德、哲學、生活和風俗習慣，完全採用菲律賓化或西化的意識形態。但是，如果不以漢字作為表達形式，那麼寫出的作品就不是菲華作品。只要是用中文創作的作品，即使內容是菲律賓化或西化的事物，我認為都屬於菲華文學作品。

　　由於菲華寫作群體的主要力量來自大陸或港澳台，他們的文化和寫作基礎不在菲律賓，而是受到出生地的影響和規範，之後在菲律賓繼續生長。這種移民文學的現象，在不同時代的菲華社會中不斷重複出現。因此，所謂的播種、耕耘、成長、休眠和復興，這種分期的可能性並不存在。

　　我在研究菲華文學創作歷史以及作品評價的資料中，很少看到有人提及20世紀初以及50年代在其他報社工作的文人，如“苦力甲必丹”陳謙善、“菲美領事”陳綱、“抗日報人”於以同、“菲華報人”於長城和於長庚兄弟，以及陳華嶽等一些老報人。《華僑週刊》、《新潮選集》和葉來城(1943-，生於菲律賓)主編的《正友文學》(1989)也未被提及。想要對菲華文藝作品進行系統而全面的研究和評價，並非易事。

　　雖然馬尼拉目前已建立了兩個“菲華文學檔案館”，但是要收集到全部菲華文人的作品，需要時間。接下來，還需要對藏書和檔案進行數字化整理，使全世界對菲華文學感興趣的讀者、批評家和學者，可以借助菲華文學檔案館的藏書進行閱讀和研究。

　　九、網絡時代的菲華文學

　　21世紀的菲華文學，應該是網絡化的華文文學，利用網絡使菲華文學全球化。網絡時代的文學，可能不會形成一種特殊的菲華文學或美華文學。菲華文學只是世界華文文學中的一個特殊類別，既有世界華文文學的普遍性，也有菲華的特殊性。菲華可以沒有菲華的特殊性，但是不能沒有世界的普遍性。大於 於陸和港澳台的華文文學，亦是如是，他們也將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一部分。正如我們無法界定：施約翰、藍菱和林弗沙的作品是菲華文學還是美華文學，張愛玲和張辛欣的作品是美華文學還是大陸文學。

　　我制定上述有關菲華文學分期的研究計劃，還需要進一步通過史料來論證這種分期的可靠性和可行性。由於缺乏史料，研究第一期到第三期的菲華文學史是比較困難的，書寫第四期到第十期的菲華文學史相對容易。做到書寫史實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也有一定的難度。我將用具體化的辯證考證，研究菲華文學的發展。如果可以成書，我將命名為《菲華文人的歷史》，而不是《菲華文學史》，因為文學的概念過於狹窄，不能包括所有從事文字工作的文人，如記者、編輯、報人、專欄作家以及教師等等。

　　書稿的撰寫將從收集《菲華文人名錄》開始，以西班牙殖民時期的陳謙善(1844-1901)為第一人。陳謙善以苦力身份來菲，經商致富，成為華人甲必丹，創辦菲島第一家華文報紙《岷埠華報》和第一家華人醫院“崇仁醫院”，開闢“華僑義山”，推廣華僑教育，設義塾，給予失學的華僑子弟學習的機會。其子陳綱(1871-？)在菲出生，1898年中進士，在美殖民時期，首任駐小呂宋總領事。1899年，陳綱在領事館內創辦小呂宋華僑“中西學堂”，後改為馬尼拉“華僑中西學校”。陳綱留存下來的資料不多，一時無法完成關於他的詞條。

　　於以同是菲律賓《華僑商報》的創辦人。1922年，中華商會會刊《商報月刊》改組為《華僑商報》，於以同擔任社長。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被選為“菲律賓華僑援助抗敵委員會”的宣傳主任，1942年1月被日軍逮捕，同年4月15日慘遭殺害。

　　《菲華文人的歷史》相關資料的收集工作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並能夠順利完成。

　　許露麟、山石、林弗沙、潘露莉、施純青和蔡友銘(排名不分次序)為我提供了有關菲華文人的許多寶貴資料和意見，在此致謝！文中有些敘述，是根據記憶，恐有差錯，望有知人士，給予指教！

　　黃鳳祝2023年2月10日星期五波恩

　　修改於2024年3月11日星期一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