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藝:菲律濱華文文學的發展歷程及創作成果 ——在「東南亞華文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首先，我想衷心感謝菲律濱華文作家協會社長許東曉先生的錯愛，提供本人在“東南亞華文國際研討會”上發言的寶貴機會，我是既感榮幸，又感壓力天大，心情猶如進入考場。

　　“研討會”將於六月八日至十一日在馬尼拉市召開。

　　主辦單位事前擬出五個題目供發言者選擇。我只能從中挑選“菲律濱華文文學的發展歷程及創作成果”一題，粗淺地談一談個人的看法。因為本人身處其中。意見未必正確，歡迎大家指正。

　　依拙見，當代菲華文學應從一八八八年算起。

　　為甚麼？

　　理由很簡單，作為菲華文學的載體—第一份華文報紙《商報》在這一年誕生。新聞報導和時事評論都屬於文學範疇。

　　倘若我們把華裔菲人作家的作品亦視作菲華文學。那麼，菲華文學的歷史可上溯至“西班牙佔領時期”。十八世紀末，菲律濱產生了一位偉大的作家扶西‧黎薩(DR. JOSE RIZAL)。他寫了兩部長篇小說，即：《社會的毒瘤》和《貪婪的統治》，深刻地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及傳教士的醜惡面目。結果，招來了殺身之禍。不過，當菲律濱獲得“獨立”後，人民尊稱他為“民族英雄”，並辟建國立公園予紀念。如今，“黎薩國立公園”成了外國遊客在馬尼拉市觀光的“必遊”之地。

　　當代菲華文學至今擁有百多年的歷史。我把它分為三個時期：播種、萌芽時期(一八八八年—一九七四年)；茁壯時期(一九七五年—一九九九年)；繁榮時期(二000年至今)。“分期”之說，份屬個人看法，因觀點和角度的不同，相信會出現差異，大家不妨各抒己見，實在沒有定輸贏、分高下的必要。

　　中、菲兩國的友誼可以上溯至唐末宋初。然而，當代的菲律濱第一個“移民潮”發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盧溝橋事變”之後，大量的中國移民湧入菲律濱，家父即於一九三七年南渡千島之國謀生。這個時期的中國新移民中的知識分子一般皆接受過傳統文化教育，又深受“新文化運動”的洗禮。

　　文化水平很高，無論是充當教師或者作家，都非常出色。於今能夠看見的最早的菲華文學作品集是王少平的《菲島瓊崖印象記》(一九三九年八月出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二年初，日軍入侵馬尼拉市，進而佔領菲律濱全境。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統治，菲、華兩族人民如處地獄，被逼并肩作戰。

　　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杜若、芥子主編的《鉤夢集》，李成之的《碧瑤集中營》，潘 葵邨的《達忍三年》，吳重生的《出生入死》都真實地反映了這一特殊年代的歷史事實。此外，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由中國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杜埃的《風雨太平洋(三冊)》更是代表作。杜埃先生出生於廣東省大埔縣莒村。一九四0年來菲創辦《建國週報》，從事海外抗戰宣傳工作。一九四七年返回香港任《華商報》副總編輯。

　　公元一九四六年，菲律濱宣佈“獨立”。很可惜，在往后的十多年裡，新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排華政策。譬如：一九四七年的“公共市場菲化案”，一九四八年的“銀行菲化案”，一九五0年的“進口商菲化案”，一九五四年的“零售商菲化案”，一九五八年的“勞工菲化案”，一九六0年的“米黍業菲化案”等等，並且在入籍、居留問題上對華人百般刁難。菲政府的這一些舉措，使原本就抱著“落葉歸根”思想的旅菲華僑更多地把眼光投入故國家鄉。雖然，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誕生後，菲國只與台灣保持密切的關係。

　　這一切，勢所必然地都反應到菲華文壇和文學作品上。

　　另一邊廂，由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國政府多次放鬆“僑眷”出境往香港“會親”，香港的北角區成了“小福建”。這些僑眷及子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以各種名目來到菲律濱。日後，其中一批子弟成了菲華文壇的中堅份子，圈中人稱之謂“港流”。較著名者，有：許棟(許今棟)、鍾藝(柯賢毅)、王玉琪、鳴笛(王銘題)、阿占(詹超鴻)、劉氓、吳文煥、施柳鶯、吳建省、一民(張為舜)、柯林(蔡文輝)、施文志、施騰輝、大少(李泉山)、林英輝等。圈中人稱謂“港流”。有“港流”，自然地也有“台流”。譬如：范鳴英、謝馨、張靈(張琪)、黃安瓊等，以女性為多，均是文壇健將。恕我不一一列舉。

　　五十年代中期，菲國的民族主義潮流發展到高峰，並被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將矛頭指向了長期以來對菲律濱經濟發展有巨大貢獻的華僑。結果，害人害己。

　　公元一九六二年，馬嘉帕加總統取消了外匯管制，實行自由貿易，企圖吸引外資，結果，事與願違，美國資本大量湧入，控制了菲國的經濟命脈，並造成通貨膨脹。

　　公元一九六五年，馬嘉帕加總統競選連任失敗。老馬可斯上台。上任後的馬可斯總統一度扭轉急速下滑的經濟趨勢，並進行土地改革和“綠色革命”，解決了糧食危機。在外交政策上，馬可斯逐漸改變一面倒向美國的“國策”，開始與亞洲鄰國建立友好關係，包括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可是，因經濟危機重現，社會出現動蕩，“菲共”領導的武裝鬥爭再度興起，工農運動風潮日益高漲。

　　公元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馬可斯總統宣佈“軍事管制”。全部華文報被關閉。與此同時，菲律濱政府實行教育菲化，限定華校教職員工需均為菲律濱公民，以及外僑學生不得超過全部生數的三份之一，和華文課程縮減至每週六百分鐘。造成的惡果是：華文教育日益式微，菲華文壇相應出現嚴重“青黃不接”的現象。

　　由公元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四年，据本人不完全的統計，菲華社會至少出版了八十本文學作品集，較著名的作家有二十六位。兩個數目都不大，所以，我把一八八八年至一九四五年稱為“播種時期”；一九四六年(菲國宣佈獨立)至一九七四年(中、菲建交前夕)稱謂“萌芽時期”。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中、菲建交。及後，排華浪潮衰退，菲華社會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華族善於經商，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華社中各種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日後，這些社團對扶助華校，宏揚中華文化貢獻良多。

　　一九七六年始，貪污、腐敗逐漸侵蝕了菲國政府的機制，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經濟局勢也惡化。

　　一九八一年一月，老馬可斯總統宣佈停止“軍管”。但是，繼續其獨裁統治。

　　一九八三年八月，反對黨領袖亞基諾先生由美國返回菲律濱，在機場遭受暗殺，引發了反馬示威。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終爆發“軍變”，老馬可斯總統逃亡夏威夷。

　　反映“二月革命”的代表作有林健民的《不流血的革命》等。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菲國舉行BARANGAY選舉(如中國大陸的街委會)，打開了菲籍華人參與選舉和政治的大門。

　　但是，歷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一時難以消除。於是，“融合”與“菲化》的爭辯重新浮上華社的“枱面”。

　　花開兩枝，話分兩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政府開始採取“改革”、“開放”的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時候，也適逢菲國政府大力推動旅遊業，放鬆入境管制。因之，大量“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大陸人民直接或通過香港湧入菲律濱。由於生活環境和所受教育不同，這股“新移民”潮對傳統的保守的菲華社會沖擊很大。可是，這一批“新移民”也給華社帶來了利好—推動了菲國的經濟發展，緩解了華文教育和華報經營的危機，更予菲華文壇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

　　据我個人的不完全統計，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九年，菲華出版的文學作品集達一百六十二本，較著名的作者有六十八位，比較前時期有一定的進步，所以，我把這二十四年稱謂“茁壯期”。

　　融合與鄉愁是這一時代的最強音。

　　進入“千禧年”，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突飛猛進，國力迅速增強，趕美超英，成為世界排名“第二”的強國。影響所及，菲華社會的“親中”勢力蓬勃發展，“親台”勢力逐漸消褪，乃至被邊緣化。政治情勢的改變，使菲華文壇亦出現了“一家親”的局面。

　　根据本人的不完全統計，由二000年至二0二二年，華社共出版了二百四十三本文集，作家群(最少出過一本書)發展到九十六名。因此，我把這一時期稱為“繁榮期”。

　　最近，我作了一次調查，編撰了一份《菲華作家芳名錄》，收集到百年來的菲華知名作家竟達一百三十多人，參與者則估計近千位。

　　有人說：當代的菲華歷史是一部“血淚史”。可見社會大環境的生存條件惡劣。

　　爾今，世界向商業社會發展，“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人們一切“向錢(前)看，看錢(前)看厚(後)”，菲華社會也不例外。長期以來，在菲華社會搞文藝創作，毫無名、利可圖。

　　寫作，不但沒有稿費或極其微薄，出書還得靠自費或自尋人贊助，出版了書籍需免費贈送，受者還不一定閱讀。“文化人”成了“浪幫”(貧困)的代名詞，說出來真夠“丟人”。

　　然而，就是在這般惡劣的環境下，許許多多的菲華“文化人”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筆耕不輟，硬是在“文化沙漠”裡開辟出一片綠洲來，讓菲華人士在向外人誇耀財富時，不致充滿“銅臭味”。

　　讓我們共同向這些不為名、不為利地在異國他鄉堅持不懈地宏揚中華文化的英雄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