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田 ：台灣不安的一年：賴清德執政下的四重危機

　　2024年5月，賴清德正式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一年過去，曾以“務實台獨工作者”自居的賴清德不僅未在兩岸關係上尋求任何實際改善，反而不斷操弄“抗中保台”的舊調重彈，令台海形勢雪上加霜；島內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民眾對高房價、低薪資、生活成本上升苦不堪言；而在政治層面，“綠色執政”日益變質為“綠色專斷”，不僅使民進黨內部出現裂痕，台灣政壇也更加撕裂、對立，社會信任感不斷下滑。這一年來，賴清德執政的表現可以說是“失德、失能、失信”，不僅讓台灣走上更孤立的道路，也讓更多民眾看清了“台獨路線”的空洞與危險。

　　兩岸關係方面，賴清德的最大“貢獻”，恐怕就是讓本已緊張的台海局勢更趨危險。他上任後持續在國際場合炒作“民主對抗威權”的話術，並以“台灣主權不容侵犯”為由拒不接受“九二共識”，一再挑戰一個中國底線，試圖以“主權對等”包裝其“實質台獨”立場。更具有挑釁意味的是，賴清德在多次公開講話中聲稱“兩岸互不隸屬”，意圖徹底否定一個中國框架，宣示所謂“主權獨立”。這種說法不僅違反歷史事實和憲制秩序，更被大陸視為嚴重政治挑釁，直接激化台海軍事對峙氛圍。隨之而來的，是大陸軍演常態化、經濟限制措施擴大，以及國際社會對台局勢的不安升溫。賴清德將台灣推向了危險的戰略前線，卻沒有提供任何有效的風險管理手段，對島內民眾安全毫無保障，反而讓整個台灣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地緣焦慮。

　　經濟方面，賴清德執政一年，島內的經濟基本面非但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高科技產業表面繁榮，實則在美中科技戰中逐漸邊緣化；製造業外流、台積電赴美設廠、青年就業市場疲軟，成為結構性隱憂。與此同時，台灣房地產市場高燒不退，“青貧世代”望房興歎；物價上漲、蛋荒、電荒接連出現，政府的無能處理反而激化民怨。賴清德所推的所謂“產業升級”政策流于空談，資金仍舊集中在財團與權貴手中，小商販和基層民眾的生活卻愈發艱難。經濟數據上的“增長”與百姓感受之間的巨大落差，恰恰印證了賴政府“紙面繁榮”的假象。

　　在民生政策上，賴清德也交出了一份令人失望的成績單。他在競選時所承諾的“改善醫療”、“托育減負”、“擴大租屋補貼”等民生措施，不僅執行緩慢，而且實際效果微乎其微。疫情後遺症仍在影響醫療系統的恢復能力，許多基層醫院人力吃緊，醫療負擔加重；育兒成本高企，讓年輕人不敢生、不願養，出生率再創新低；租金補貼方案設計僵化、門檻複雜，最終淪為“紙上福利”。更甚者，賴政府對社會底層的視而不見讓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廟堂高高在上，市井百姓自求多福”的民間感受日益強烈。民進黨一向標榜“進步價值”，但賴清德治下的社會政策卻呈現出“只進不步”的停滯面貌。

　　政黨生態方面，賴清德的領導不僅未能帶動“民進黨革新”，反而加速其向權力中樞集中、派系鬥爭惡化的趨勢。作為新系出身的賴清德上台後，持續打壓英系勢力，在內閣佈局上排除異己，大量安插親信，“政治任用”取代“專業導向”，行政效率與監督機制明顯下降。同時，他對立法院監督的迴避、對媒體輿論的操控也日益嚴重，台灣社會曾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與新聞多元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此同時，在“立法院”藍白合作壓制之下，民進黨展現出的不是對話意願，而是對抗姿態，連基本的溝通機制都無法維持。賴清德一方面高呼“民主價值”，另一方面卻行“黨同伐異”之實，台灣政治生態的劣化正是在這種雙面行為中悄然發生。

　　筆者看到，社會分裂與信任危機也在賴清德執政一年中愈演愈烈。他在競選期間刻意激化“天然獨”與“統派”之間的矛盾，在執政後繼續利用“抗中”作為社會動員工具，製造“敵我對立”氛圍。在各種政策討論中，“立場先于事實”、“情緒取代理性”的風氣蔓延，公共討論空間日益萎縮。年輕世代在意識形態的操弄下更趨激進，長輩世代則對現實無力改變而愈發無奈，代際裂痕、族群對立與政治仇恨不斷加劇。過去民進黨承諾要建立一個“多元包容”的台灣，如今卻演變成了一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政治社會。信任的缺失，正在讓台灣陷入社會動員疲勞與民主幻滅的雙重困境。

　　賴清德執政這一年，充斥的是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政策錯亂、經濟疲軟下的民生焦慮，以及政治操弄之下的社會撕裂。他未能展現一位領導者應有的戰略視野與包容氣度，反而以“小圈子思維”營造“非我即敵”的執政格局。兩岸對抗升溫，台灣孤立無援；經濟難題層出不窮，百姓叫苦連天；政治操作不斷加碼，社會信任全面流失。而他口中那句“兩岸互不隸屬”，不僅沒有帶來任何實質利益，反而徹底掏空了和平穩定的政治基礎。如果賴清德繼續沿著這條“意識形態綁架治理”的道路走下去，台灣不僅將失去發展機會，更可能陷入長期的對抗循環與內部崩解。他或許贏得了2024年的選票，但必將輸掉台灣真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