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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仁:敬畏文史

2025年10月06日 23:35 稿件来源:菲律賓商報   【字体:↑大 ↓小

稿件来源:菲律賓商報

2025年10月06日 23:35

  涉獵文史,源於2007年為政協安海聯絡組打工,接著為安海商會編撰換屆特刊,後來相繼主編《安海商會志》《安平橋志》等史書。在此過程中,每每能在故紙堆裡發現新材料,推出新觀點。由此感受到文史的魅力,一發而不可收,連續十幾年為晉江市政協文史委、《晉江史志》供稿,不經意間,文史散文居然可以獨立成書。

  就讀大學中文系的時候,老師們就一直強調“文史不分家”,課程不僅有中外文學史,還必須系統地學習中國的古今史。實際上,幾乎沒有那個散文作家,僅僅為文而不涉史的,某些題材,沒有史料的支撐,便失卻了厚重感。後來發現,由史入文的,往往會有更高的站位,視野更為開闊,含蘊更為深厚,許謀清大咖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對於歷史,我心存敬畏,堅持唯物主義史觀,有幾分史實說幾分話,絕對不敢隨意發揮。對於爭議人物,自覺運用辯證法,功是功,過是過,一分為二;哪怕是確切的證據,只要是孤立的,也不敢輕易下結論,必有其他佐證資料,方敢定義。一篇兩三千字的文史散文,反覆了好幾遍,耗時個把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在編《安海教育志》時,有的編委把“福建的第一位狀元”徐晦歸入安海人,引起了我極大的關注,擬要“見人所之未見”,敬請友人搜羅十幾份古籍典書的記述,最終因缺少板上釘釘的鐵證,被迫放棄,白忙了好幾天。

  標新立異本來無可非議。文史研究如何才有價值,要麼發現新材料,要麼推出新觀點,文章才有生命力。但是,如果片面地追求創新,只抓住片言隻語,缺乏足夠的佐證資料,沒有正確的論證過程,而輕易地推翻原有的觀點,進而否定志書的記載,本人認為甚不妥當。

  我這樣說,並非要求大家迷信志書,因為志書也是人編的,當然也會存在疏誤。再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發現的資料,可能當時的編者並沒掌握。本人的意思是,首先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當我們發現新材料與原有材料相左時,仍必須多方考證,細心辨析。論證過程切不可只找利己的論據,而忽略相對的觀點。更不可去繁就簡,匆忙定論,製造新的謬誤。至於那種無中生有,刻意造假的做法——比如把南宋造橋的溫陵人祖派,嫁接成為明末才建村的南安江崎人,不管寫了多少,均屬文字垃圾。

  還有如何對待爭議的問題。歷史是後人修的,絕對客觀是做不到的。所以,從其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某些不確定性,勢必留下爭論的因子。文史就因其複雜性、因其爭議性,才彰顯獨有的魅力。因此,要有包容的態度,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只要他人文章,有真實材料為依據,論證推理沒有明顯的邏輯錯誤,就應該承認其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具備合理性。就算你不贊成別人的觀點,也要尊重別人表達觀點的權利。希望大家就事論事,互相尊重,理性地進行學術討論。不要有狹窄的地域劃分,切忌隨意上綱上線,更要擯棄人身攻擊!

  根據本人沉湎文史十幾年的經驗,深刻地認知,為文涉史,必須摒棄幾種做法:一是片面化,非此即彼。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即進步與落後、成功與失敗、優點與缺點,傑出歷史人物也不例外,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因而在評價傑出人物時也應堅持一分為二的原則,要對歷史人物的功和過進行全面的辯證分析,一分為二,切忌絕對化,任何絕對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得出正確的論斷。比如對於施琅,要麼以“三姓家奴”譏之,把他貶得一無是處;要麼把他奉為民族英雄,一味頌揚。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不能脫離其所處的歷史時期來評價,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來考評人物,功是功,過是過。施琅平台留台有功,但其兩度降清,不論何種原因,站在祖國民族的角度,畢竟大節有虧。

  二是混淆概念,桃僵李代。比如宋代的石井,是當代的晉江安海,絕非現在的南安石井。早在三十多年前,文史屆前輩陳泗東在《安海史若干問題小議》一文,就釐清這個問題。古代志書所稱的“石井鎮、石井津”,均為時下的安海鎮。南安的石井,先前只是一個小漁村,1965年成立為公社,一直到改革開放後的1984年,才升格石井鎮。但是不少人明知個中緣由,卻非得把它混為一談,大張旗鼓地搶地盤、爭名鎮,把現在的石井,說成宋代的石井,並堂而皇之地寫入地方志書,完全是無稽之談,貽誤後人。

  三是功利主義,混淆是非。要把歷史人物放到當時所處的“時代”這個大背景中去,不能以今天的標準苛求古人。由於顧及現在的民族大團結,刻意迴避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混淆是非,喪失標準。比如有人拿詞典裡對“民族英雄”的定義,妄圖否定抗金的岳飛,抗元的文天祥,反清的史可法等歷史人物“民族英雄”的稱號,這是典型地以現代的標準,衡量歷史人物。因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在歷史上是動態的,在每個歷史時期承載的實體有所不同,“本民族”這一概念在不同的的歷史階段,有著明晰具體的範圍。所以肯定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所捍衛的“本民族”,就是當時的“中華民族”,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

  四是以丑為美,肯定漢奸。把降清的洪承疇等人說成是順應歷史大勢,棄暗投明的人物——因為當時明王朝已經十分腐敗,不遺餘力地為他們樹碑立傳。如果按照這種觀點,身處積弱積貧、軍閥混戰的舊中國的汪精衛,順應“大東亞共榮圈”、“曲線救國”,就不能稱之為漢奸了!洪承疇在勸降鄭芝龍、促使清朝統一、緩和民族矛盾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被譽為“開清第一功”,不失為清朝的開國良輔。儘管如此,在清廷統治者眼裡,仍舊是“行節有虧”,黜為貳臣。近四百年前的外族統治者,都會自覺遵照中華文化正朔觀點,評價洪承疇,反觀資訊發達的現代文史人,卻開上了歷史的倒車。

  總之,對於歷史要心存敬畏,堅持職業操守。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嚴格依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採用辯證唯物主義一分為二的方法,綜合人物的時代性、階級性、矛盾性諸範疇,史論結合、論從史出,把握主流、有理有據,從而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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