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濟衛 ：汪曾祺與樣板戲（下）

　　上大二時，沈從文成了汪曾祺的老師，沈共開了3門課，即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每門課一學年。汪曾祺後來說：“講得很糟，可以說沈先生不會講課。”但汪曾祺從沒逃過沈的課。1943年本應於這一年大學畢業，但是由於未參加必修課體育和大二英語的考試而不能畢業，汪曾祺不得不比同學多留校一年補修課程。1944年，補習課程合格，但當局徵調應屆畢業生充當美軍翻譯，汪曾祺沒有應徵，當局以不服從分配(給美軍當翻譯)為由開除了他的學籍。

　　1948年3月，經天津到北平。後經沈從文幫助，進入位於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充任辦事員，保管倉庫、為藏品寫說明卡片。1949年3月報名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到武漢，被派往漢口第二女中任副教導主任。1950年調入北京，歷任《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編輯。1958年反右擴大化，汪曾祺被錯劃為“右派”撤消職務連降三級，下放到張家口農業研究所接受勞動改造。1962年1月調回北京，任北京京劇團(今北京京劇院)編劇。1964年，參與執筆現代京劇《蘆蕩火種》的改編。 1966年，被關進牛棚接受批鬥，參加扛煤等勞動改造。

　　文革期間出於政治需要，《蘆蕩火種》改名為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濱》，但是，之前由汪曾祺執筆改編的《蘆蕩火種》沒有體現“三突出”和“高大全”，需要對劇情和正面人物重新加工修改和形象拔高。北京京劇團根據上級指示，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那時叫創作組)對劇本進行多次修改，但演出結果仍不盡如人意。雖幾易其稿，仍沒能達到“三突出”的要求。劇團革委會不得不向文革小組坐鎮指揮的領導陳情：“要想改好這個劇本，還得請汪曾祺回來。”但領導並不知道汪曾祺是何許人也，立即要召見汪曾祺。北京京劇團只有道出了實情：汪曾祺還在牛棚接受勞動改造。於是，領導便隨手寫了一張紙條，派兩個工宣隊員把汪曾祺從牛棚裡“請”了回來。1968年6月，因需要創作修改樣板戲，汪曾祺才得以從牛棚被解放出來，繼續從事編劇工作，但要求“控制使用”。

　　據汪曾祺自己回憶，他對這次回京心裡沒底，不知道是福是禍，誠惶誠恐，當天夜裡一夜沒睡。直到第二天面見了領導後，心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原來是讓他修改《沙家濱》劇本。他遵照領導的指示和要求，重新對劇本場次和人物情節進行了梳理。按照“三突出”的原則，把《沙家濱》的主題定為“軍民魚水情”。當他花了一個整夜把“智斗”這場戲寫完後，仰躺在靠背椅上，激動得淚流滿面。他知道這個劇本修改的成功與否，關乎到他今後的命運。用一部戲來改變自己命運的在文學史上也屈指可數，汪曾祺做到了。後來的事實證明了他的能力，經他改編的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濱》一炮走紅，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現代京劇的經典之作。尤其是“智斗”這場戲，撇開數次登上央視春晚舞台不說，還被各省市電視台及大大小小各類主題晚會，進行過無數次演繹和演出，影響之大，傳播之廣，是其它樣板戲所無法比擬的，被列為戲劇學院各專業的必修課。

　　由於他此前改編《沙家濱》劇本的成功和表現，不久後他又被指派為創作革命現代京劇《杜鵑山》劇本的執筆。在《杜鵑山》劇本的創作中，汪曾祺獨具匠心運用詩歌性的韻白，這在樣板戲中是獨一無二的。“家住安源”和“亂雲飛”這兩段唱詞，成為了《杜鵑山》中的經典之作。如果要論主題的深刻和重大，就當時樣板戲的創作而言，《杜鵑山》無疑比其它樣板戲明顯高出一籌。它通過深陷絕境的雷剛他們“搶一個共產黨領路向前”的壯麗篇章，生動地展現了舊中國廣大農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真正擺脫受壓迫的命運；革命武裝只有“黨指揮槍”，才能無往而不勝的真理。這種主題的深刻性和重大性，讓《杜鵑山》在樣板戲中獨樹一幟。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鑽研。他一生經歷過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鬥爭、“文革”、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事件。在中國，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樣，以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體，窮盡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行雲流水式的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鄉的書寫，被譽為當代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文人。(全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