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叛徒最凶殘

　　在無數革命烈士中，吳石的命運，格外令人歎息。

　　記得十年前，北京西山的無名英雄紀念碑剛剛落成不久，即前往憑弔。

　　那一天，烈日當空，廣場上空無一人，在吳石烈士的塑像前佇立良久，靜聽松濤陣陣，一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悲愴如潮水般湧來。

　　吳石的被捕與犧牲，與國民黨軍統特務谷正文獵犬一般的窮追不捨，有極大關係。

　　1949年冬天，為了搜集吳石“通共”的證據，谷正文對吳石官邸進行了全面監聽，佈置了十部錄音機，甚至連馬桶水箱裡都塞進了線圈，但一無所獲。

　　谷正文並不死心。為了誘使吳石上當，他故意製造了一份“台灣防務調整”的假情報，引誘吳石獲取。1950年1月29日，當吳石的副官聶曦將情報交給聯絡員朱楓時，被谷正文當場逮捕。

　　吳石被捕後，谷正文對其用盡酷刑，使吳石蒙受了巨大痛苦。他將電話線纏繞在吳石的左眼皮上，通過手搖發電機進行電擊，導致其眼球玻璃體爆裂，左眼失明。

　　谷正文還指揮特務用“坐冰櫈”“吊曬衣繩”“烙鐵”“老虎凳”等十七種手段折磨吳石。據獄醫記錄，吳石雙腿腫脹無法著地，皮膚大面積剝脫。

　　吳石堅貞不屈，未吐露任何機密。1950年6月，吳石在台北馬場町被殺害。

　　谷正文的殘暴，令人髮指，今天唯一的遺憾，就是不能將他碎屍萬段。

　　意外而又不意外的是，谷正文並非原裝正版的國民黨特務，而是一名中共叛徒。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1910年出生於山西汾陽，21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他投機革命，參加愛國運動。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一二•九運動時擔任北平沙灘地區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大隊長。

　　1937年，谷正文被捕，旋即叛變，成為了一名軍統特務，後來又落水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復歸國民黨特務。

　　在叛變後的特務生涯中，谷正文表現得極為凶狠與殘暴。

　　1940年7月，谷正文投靠日軍甲字第1415部隊“城裡憲兵隊”，成為漢奸特務。他參與破壞了中共濟南工委，對被捕的共產黨人殘酷刑訊。

　　1946年，谷正文被戴笠任命為“北平特別勤務組組長”。他利用飛賊破獲了地下黨在北平桌子腿四號院的地下電台，導致多名地下黨員被捕犧牲。

　　1950年，谷正文主導“吳石案”，致使大批台灣地下黨員被捕、被殺；

　　1952年12月29日至1953年3月底，谷正文在新北石碇鹿窟山區發動大規模鎮壓，前後逮捕400多人，1人當場槍決、35人遭判決死刑槍決，百餘人遭判有期徒刑，史稱鹿窟事件(電影《悲情城市》中有所表現)。

　　谷正文被台灣人民稱為“活閻王”，他是台灣“白色恐怖”的主要實施者。

　　1955年，谷正文策劃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企圖暗殺出席亞非會議的周恩來總理。

　　總的來說，谷正文在反共、反人民方面，所表現的積極、狠辣，以及“成效”，令許多原裝正版的國民黨特務都瞠乎其後。

　　同樣，意外而又不意外的是，“叛徒更凶狠”並非孤例——

　　顧順章是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其叛變導致中央機關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轉移到中央蘇區，300多名地下黨員被捕犧牲，對早期中共地下組織造成毀滅性打擊。

　　顧順作為掌握中央核心機密的特科負責人，叛變後不僅供出大量秘密機關地址和領導人信息，還窮凶極惡地親自組織抓捕行動，讓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工作體系陷入癱瘓。

　　1938年4月，張國燾叛逃後成為軍統特務，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擔任少將主任，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策反中共人員出謀劃策。他還主辦“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為國民黨訓練特務，專門從事滲透策反活動。只是由於這一時期，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變得非常成熟與團結，張國燾的陰謀才未能得逞。

　　叛徒在反噬自己的組織時，為什麼格外凶殘？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與心理現象。

　　在我看來，原因主要有兩點：

　　一是為了獲得新主子的信任。叛徒深知，“投名狀”必須足夠份量，才能在新陣營站穩腳跟。對舊組織越狠，破壞越徹底，就越能向新主子證明自己的“誠意”和價值；

　　二是為了自我合理化，逃避內心的負罪感。無論如何，背叛行為本身會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為了證明“叛變是正確的”，叛徒會將舊組織妖魔化，並用極端手段破壞舊組織，從而減輕心理負罪感。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輿論曾經把蘇聯領導集團稱為“蘇修叛徒集團”，幾十年後回過頭來看一看，就會發現這一定性極其準確，絕非“放空炮”。

　　“蘇修叛徒集團”在反噬自己的原來組織——列寧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時，也像谷正文、顧順章一樣凶殘。

　　到了圖窮匕見之時，戈爾巴喬夫直接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並簽署了蘇聯停止存在的文件，他做到了希特勒和歷任美國總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叛徒並不僅僅存在於歷史中。

　　叛徒最凶殘——記住了這一點，吳石以及無數烈士的血，就沒有白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