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菲華公民權利：公民身份調查時期的憲法使命

　　蔡保羅博士(Paul Chua PhD)

　　關于立法保護緊迫性的意見書

　　菲律賓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何對待菲華公民及其後代，已經成為社會與法律的重要議題。近期政府針對可疑公民身份文件展開的調查，雖然在維護移民制度完整性方面可能有其必要性，但卻營造出一種恐懼與不確定的氛圍，威脅到成千上萬合法菲華公民的憲法權利。此刻，我們必須果斷採取行動，通過全面立法來保障這些權利，同時確保正當法律程序，並防止歧視性執法。

　　明顯而現實的危險

　　當前的公民身份調查顯示出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已經遠遠超出合法執法的範疇。雖然當局確實遣返了許多中國籍人士，並正在調查偽造公民身份的案例，但更廣大的菲華社群——其中許多人已經是第二代、第三代菲律賓人——如今卻生活在擔心被針對的陰影之下，僅僅因為他們的族裔背景。這種恐懼並非空穴來風，因為部分調查似乎更注重“族裔特徵”，而非具體的不法證據。

　　更令人擔心的是，這一局面可能被腐敗官員利用，將公民身份調查當作工具，以此逼迫菲華家庭交出寶貴的資產與企業。歷史已多次證明，當弱勢群體缺乏法律保護時，他們極易在“執法”的名義下成為剝削的對象。

　　憲法原則的風險

　　菲律賓憲法明確保障所有公民的權利，無論其族裔背景如何。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保證任何人不得被剝奪法律上的平等保護；正當法律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確保任何公民不得被任意剝奪其基本權利。然而，目前的公民身份調查方式，正威脅到這兩大原則。

　　當調查以族裔為導向而非基于具體證據進行；當家庭在未經過合法程序的情況下被拆散；當財產權因恐嚇手段而受到威脅時，我們看到的，正是對憲法根基的直接侵犯。菲律賓憲法中的“出生地主義”(jus soli)原則——凡出生于菲律賓者即為公民——正在被削弱。許多在菲律賓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菲華人，竟然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威脅。

　　保護的道德使命

　　超越法律層面，我們必須提出一個根本性的道德問題：我們應當如何對待那些移民的子孫？他們可能因為幾十年前的文件瑕疵而被牽連，但他們除了菲律賓別無他國。他們在菲律賓學校受教育，建立企業僱傭菲律賓工人，納稅以支持政府服務，並在每一個實質意義上把自己認同為菲律賓人。

　　若因祖輩的錯誤而懲罰他們，將違反最基本的正義與公平原則。國際法已明確規定，任何人都不應被迫成為無國籍人士；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菲律賓已為締約國)更是明確禁止基于族裔的歧視。

　　經濟與社會考量

　　幾代以來，菲華社群在菲律賓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小型社區商舖到大型工業企業，他們的貢獻創造了就業，帶來稅收，並推動了經濟成長。任何威脅他們安全的政策，不僅會傷害個別家庭，更會動搖整個國家賴以維繫的經濟生態系統。

　　此外，歧視性的執法會向其他移民社群與潛在投資者傳遞寒蟬效應：如果合法公民都可能因為族裔而遭受打擊，那麼其他人如何能相信自己會在菲律賓法律下得到公平對待？

　　立法之路

　　因此，必須提出一部《菲華公民保護與融合法案》(Filipino Chinese Protection and Integration Act)，在保障憲法權利的同時，回應政府的合理關切。通過建立明確的正當程序要求、設立獨立的監督機制、以及保護派生公民身份(derivative citizenship)，該法案能確保調查的公正與透明。

　　擬議的法案還旅應簡化長期居民的入籍程序，並承認一個現實：融合，而非驅逐，才符合菲律賓的最佳利益。當人們已經在社會中扎根，法律應為他們提供合法化的途徑，而非懲罰。

　　結論：挑戰時期的領導力

　　真正的領導力意味著，即便在政治環境可能不利的情況下，也必須堅持憲法原則。《菲華公民保護與融合法案》並非要賦予某個族群特殊特權，而是確保所有菲律賓公民都能在法律下獲得平等對待。

　　選擇非常清楚：我們要麼堅守憲法價值，平等保護所有菲律賓公民；要麼允許恐懼與偏見破壞共和國的根基。前者會使國家更強大，後者則會削弱它。

　　(蔡保羅博士擁有財政管理、和平與安全博士學位，以及國家安全管理碩士學位。他曾在多個國家完成高管培訓課程，專攻交通、移民、城市規劃和公共政策，並注重治理、創新和誠信。Paul 博士是旅菲惠安龍蒼同鄉會的外交主任。FB: Doc Paul  website: pychu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