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圍堵與共存之間：新美中戰略格局下的菲律濱啟示

　　作者：安娜•馬仁道格——黃(Anna Malindog-Uy)

　　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如今已正式確認了許多人早已察覺的事實：美國與中國正處於一場長期的、結構性的競爭之中。然而，雙方都意識到一項共同的迫切任務——防止這場競爭滑向災難性的衝突。美方通過蘭德公司近期發表的《穩定美中競爭關係》(2025)報告，中方則通過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十五五規劃”的四中全會公報，分別作出了這一表態。一份文件出自華盛頓的國防與戰略智庫，另一份則源於北京最高政治權威。兩者共同界定了21世紀權力平衡的邊界。

　　它們之間的協同與摩擦，正塑造著印太安全環境的演變、台灣海峽與南海的未來，以及菲律濱作為前線國家的微妙處境——並且越來越多地淪為“圍堵與反圍堵”這場大博弈中的棋子。

　　兩份文本

　　蘭德報告由美國國防政策專家撰寫，提出了穩定這場危險競爭的六項原則：相互合法性、具體議題規則、軍事克制、危機溝通、核均勢以及在共同挑戰上的有限合作。蘭德的邏輯是務實的——它假定這場競爭在短期內無法結束，但可以加以限制。報告提出了“競爭性共存”的概念：管理競爭，避免戰爭。

　　同時，中共四中全會確立了中國2026年至2030年的戰略藍圖，強調高品質發展、科技自立自強、軍民融合、國家安全現代化，以及“發展+安全”的治理範式，將經濟韌性與國防準備結合起來。其核心重點是“高水平對外開放”與“和平現代化”。

　　戰略協同

　　蘭德報告與中共四中全會在一個核心理念上不謀而合：美中競爭必須被管控，不能被放任到破壞全球和平與穩定。

　　蘭德呼籲建立一種基於共存、相互合法性、危機管理體系、軍事克制及有限全球合作的“穩定競爭關係”。

　　中共四中全會也呼應這一邏輯，強調發展與安全、現代化與和平、開放與主權之間的平衡，認為穩定與克制是維持增長與合法性的關鍵。

　　兩份文件共同為一種“可管理的競爭”提供了護欄與框架——即通過結構化溝通、選擇性合作、互認底線來約束對抗，以防止撕裂局勢。雙方都承認，競爭在短期內不會結束，但防止其吞噬兩大強國、破壞世界秩序則勢在必行。

　　爭議性的共存

　　台灣仍是最易引爆的焦點——威懾與內政在此危險地交織。中共四中全會重申和平統一方針，但也強調若遭挑釁，將不惜動武，並將主權與黨的合法性相聯繫。蘭德的對策——“以危險與對話相結合的威懾”——旨在保持衝突不至爆發，但又足夠可能以遏止魯莽行動。雙方都認同維持一定的緊張態勢是威懾的必要條件，並認識到引發戰爭的真正風險往往不是出於意圖，而是誤判。真正的危險在於政治表演——領導人、立法者或軍方的象徵性舉動，將信號轉化為對抗。

　　南海也映照出這種不安的平衡。蘭德主張克制與外交並行：明確菲美《共同防禦條約》(MDT)的啟動條件、中方的紅線宣示、危機代碼制定，以及美方監視活動的適度降頻，以降低摩擦。而北京的“十五五規劃”則在“發展—安全”邏輯中嵌入了海上主動性，視南海為戰略緩衝區與發展前沿。因此，穩定取決於雙方的默契自律——一種脆弱的和平，依賴各方精準的行動節奏，尤其是像菲律濱這樣的美國盟友，一旦過度冒進，可能打破這一平衡。

　　國家治理的再定義

　　這種矛盾在菲律濱體現得最為明顯——這個在美中競爭中最小卻最暴露的行動者。小馬可斯政府強化了與美國的安全協作，而蘭德報告的建議對菲律濱尤具針對性：菲律濱必須主動塑造規則的邊界，而不是被規則所束縛。

　　對菲律濱而言，真正的安全不在於盲目的結盟，而在於通過積極外交實現戰略自主。假如無法放棄《共同防禦條約》，就必須重新定義、重新審視，讓馬尼拉成為共同作者。明確性強化主權；戰略模糊維持依附——這更有利於美國，而非菲律濱。

　　馬尼拉應建立危機管理機制，包括菲中美三方海上熱線，以符合蘭德的“恢復平衡”框架。同時，應保持可控的透明度——只有在威懾需要時才公開海上事件；避免被媒體炒作所驅動的升級循環，避免將北京逼入民族主義反應，更不可被國內政客或名人利用為政治作秀。

　　菲律濱必須投資於防禦性而非挑釁性的能力，重點放在海洋監測、藍色經濟、海岸與海洋保護及韌性建設。這種主動防衛的姿態能遏止侵略而不引發升級。在地區層面，馬尼拉也應推進外交多元化，與越南、馬來西亞、印尼合作制定專屬經濟區(EEZ)協議、漁業管理與海警協作機制，並延伸與中國的接觸，從而減少對華盛頓“圍堵戰略”的過度依賴。

　　在經濟上，菲律濱應推行戰略對沖政策，擴大通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ACFTA)、《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東盟及中東市場的貿易與技術聯繫。同樣關鍵的是溝通紀律——國內輿論應服務於威懾，而非戲劇化、情緒化的政治表演。馬尼拉還應建立國家危機管理中心，作為國防、外交、情報與海警部門的常設聯合指揮機構，並與華盛頓和北京保持直通聯絡。這樣的機構能賦予菲律濱在突發事態中的即時靈活與主動權，使其從棋子轉變為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行動主體。

　　菲律濱再也承受不起在強權競爭中充當棋子的代價。它的生存依賴於戰略平衡，而非依附。通過制度化前瞻而非被動反應，馬尼拉能從代理人蛻變為地區和平的仲裁者——從棋子變為玩家，從危機應對者變為議程塑造者。

　　新的“不結盟”

　　對菲律濱而言，蘭德與中共四中全會的協同既帶來風險，也孕育機遇。風險在於陷入“華盛頓的圍堵”與“北京的反圍堵”的二元對立；機遇則在於奪回戰略中間地帶——有主動性的非結盟，參與而不從屬。

　　這既是戰略挑戰，也是哲學問題：重新定義菲律濱的安全，不再以接近權力為標準，而是追求區域均衡。通過這樣的路徑，馬尼拉能將蘭德所構想的抽象“共存模式”(modus vivendi)轉化為具體的東南亞治國實踐——在強權博弈時代，體現小國務實主義的活生生範例。

　　結語

　　蘭德的“穩定邏輯”與北京的“發展現實主義”之間的協同，揭示了一個罕見的機遇窗口：一場可被管理的競爭，讓亞洲得以繁榮，而不必陷入冷戰式的宿命。

　　但這種均衡不會僅僅由華盛頓或北京塑造，而取決於被夾在中間國家的政治成熟度與戰略創造力——如菲律濱。

　　對菲律濱而言，這意味著一件最重要的事：不再做他人棋局中的棋子，而要開始書寫屬於自己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