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衍德:「華支」與菲島民眾的魚水情 ——《戰友信札》讀後

　　擺在我面前的這本小冊子，裝幀簡樸，印製普通，但在我心目中卻重似千鈞，這就是《戰友信札》，一本由七位“華支”老戰士共同撰寫的，以書信為形式的回憶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華支)，一支僅有七百多人的外僑武裝隊伍，在險象環生的荒山禿嶺和熱帶雨林中頑強生存，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殲滅數倍于己的敵寇，是什麼支撐著他們直至勝利？在諸多因素中，與菲島民眾的魚水關係，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華支在流動作戰中，隨時隨地靠菲律賓民眾提供給養。本書開篇(第1封信，孫博致水管)就講述了1945年1月16日華支在急行軍後歇腳時，受到民眾熱情款待的情形：“當晚得到當地民眾熱情的‘國宴’，各家各戶送來用蕉葉包著的很久沒有吃到的白米飯，有的還夾著煎蛋、鹹魚或其他菜……對于很久以來都處于半飢餓的人來說，那晚吃到群眾送來的蕉包飯所感到的美味與盛情，絕對不下于平常習慣于美酒好菜的貴賓在國宴上所感到的。”如果民眾不是把這支由外僑組成的隊伍當作自己人的話，他們怎麼會如此這般地雪中送炭呢？

　　然而戰時民眾處境艱難，更不要說日寇絕不能容忍其支援華支的行為，所以他們這樣做是要冒著極大風險的。1943年2月華支與日寇在一個村莊發生遭遇戰後緊急撤離，日寇隨即對村民進行報復，殘酷地燒殺搶掠。“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仍然沒有忘記華支隊員。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把能吃的東西送來給隊伍……華支隊員們深為老百姓這種高尚的精神所感動，全隊表示一定要為農村善良的老百姓報仇雪恨……”(第24封信，文明致孫博)。而每當華支有所繳獲，也會給民眾送去戰利品。“村民們沒有忘記華支隊員冒著生命危險把搶來的東西送給他們……” (第29封信，文明致孫博)正是這樣的互動，鑄就了華支與民眾牢不可破的關係。

　　與提供給養同樣重要的是情報與接應。1943年5月下旬，日寇發現華支的蹤跡，遂以五六千人的兵力對其進行大圍剿。華支在與友軍失去聯繫、沒有嚮導的情況下，從森林中突圍出來，但仍被敵人跟蹤追擊。一連奔襲數日，沒吃沒喝的華支隊員似乎已瀕臨絕境。恰在此刻，遇到一位前來尋找華支的民抗軍戰士，這位熟悉地形的友軍隊員認為向南邊突圍較為有利，“因那一帶可能是敵人包圍較薄弱的地方”。接著又遇到當地農會主席，“他也同意向南方突圍，還說南方有許多村莊農會負責人他都認識”，便于接應。于是全隊緊急向南行軍，終于突破了敵人的封鎖線。在此過程中，還得到友軍戰士指點找到了些許食物(第25封信，文明致水管)。在這生死關頭，正是準確的情報拯救了華支。農會主席與蔡建華政委相遇時的熱烈擁抱，正體現了華支與菲律賓人民割不斷的血肉情誼。

　　由于華支脫胎于民抗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獨立建軍後仍與民抗軍保持著密切關係，不僅協同作戰，而且互通有無、交換情報，等等。而這一切都可以歸結到雙方戰士兄弟般的情誼。所以這是一個觀察華支與菲律賓民眾魚水關係的獨特視角。文明在致水管的信中(第31封信)談到他與民抗軍的一位戰士NANE如何在抵抗運動中產生了友誼。1942年初，他在疏散到中呂宋邦邦牙省後，被安排在一家貧苦農民家中住宿，那就是NANE的家。由于文明會講他加祿語，近四十天的相處使他與NANE成了朋友。後來他倆分別加入中菲的抗日武裝隊伍，又在1943年的南征中相遇。兩人友情的份量在文明的信中溢于言表。這絕非孤例。由貧苦農民和城市平民組成的民抗軍，集中體現了菲律賓民眾的抵抗意志，他們與華支的魚水之情，也就在所必然了。

　　當然，只有將感性上升為理性，“游擊戰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道理才會深入每位華支戰士的心中。華支領導層十分重視“對全體隊員的群眾工作教育”，以便讓他們真正認識到“和老百姓建立密切的關係，才能取得糧食、情報、嚮導、宿營地等，才能有戰鬥的勝利”(第19封信，文明致孫博)。當這一理念轉化為每位戰士的實踐時，華支也就立于不敗之地了。筆者在“試論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的社會基礎”一文(《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3期)中就指出：“每一個有民族氣節的菲律賓人都視華支為自己的隊伍，給予無保留的支持。”一支人數不多的外僑武裝隊伍能在異國土地上屢建戰功，其秘密也正在于此。《戰友信札》中屢屢提到，每當菲島百姓見到華支戰士，便情不自禁地呼其為“四十八兄弟”，源于民抗軍第48支隊的華支如何深入人心，于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