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華人如何應對綁架犯罪？ ——以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為例

　　毛兆榕   暨南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

　　本研究以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KAISA)為中心，通過“恢復治安運動”的案例，探討華人何以成為菲律賓綁架產業的特定客體，並探究華人社團在綁架問題的解決中扮演的角色。基於筆者在2025年的田野調查資料進行研究後發現：針對華人的綁架潮的出現，是以菲律賓國家治理失效和菲律賓社會隱性與顯性排斥為基礎的，在社會心理和犯罪者曲解宗教教義的心理免責機製作用下，通過將犯罪合理化的敘事為犯罪行為披上了“合法性”外衣。華人社團的抗爭揭示了中間人少數族裔需擺脫“經濟巨人，政治矮子”的形象，主動出擊爭取政治地位，改變其矛盾匯聚點的境況。華裔青年聯合會的實踐為全球少數族裔保衛自身權益、促進族群融合提供了重要參考樣本。

　　一、研究緣起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菲律賓華人逐漸融入主流社會，華人已經成為菲律賓主流社會的一部分。作為生於菲島、長於菲島的少數族裔，菲律賓華人在政治上效忠於菲律賓。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是逐漸演進、雙向互動的進程。既是華人建立本土認同、逐漸與本土社會結為一體的過程，也是本土社會逐漸接納並吸收華人的過程。菲律賓華社作為一個商業社會，與主流社會的接觸和融入也更多以經濟方式進行，除了為菲律賓當地提供眾多就業崗位和政府稅收，華商還通過開展慈善救濟、醫療義診、救災防火、助學義教等眾多活動參與到菲律賓當地的社會事務當中，對菲律賓社會有著卓越的貢獻。

　　但是，在現實中我們又看到這樣矛盾的一幕：儘管華人積極融入主流社會，在菲律賓社會中打造良好的華社形象，但是菲律賓社會仍存在一股仇華暗湧，並對華人的安全構成了隱性威脅。許多犯罪分子將華人視作“搖錢樹”，在菲律賓出現了多輪針對華人的綁架潮。雖然綁架案的受害者也有菲律賓的其它有經濟優勢的少數族裔和外國遊客，但針對華人的案件卻在綁架案中佔據著高比例。

　　基於此，本研究的中心問題是：相較於其他佔據經濟優勢的少數族裔，針對華人的綁架案件發生率何以呈現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異？

　　本研究擬以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創立的恢復治安運動為中心，通過研究該組織在解決菲律賓綁架案件中的參與，探討在過去四十多年的歷史中，針對華人的綁架案件頻發的原因，並探究華人社團在解決綁架潮的問題上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二)研究現狀

　　有研究者對菲律賓綁架案頻發的原因進行了探究。彭偉步認為，菲律賓社會的畸形發展、軍警的縱容、犯罪者對宗教教義的畸形理解是造成菲律賓綁架案件頻發的原因。舒平認為，槍支氾濫和經濟落後使得綁架人質行為成為了一種“生意”。韋知天則認為，菲律賓的綁架是受到政治亂局、恐怖主義和槍支氾濫共同造成的。同時，在菲律賓南部，民眾不僅不反感綁架，反而因綁架可以迅速獲得大量贖金而加入犯罪者的行列。既有研究多是從宏觀層面進行分析，缺少少數族裔的視角，並未對不同族裔遭遇綁架威脅的差異進行分析，也未能探究少數族裔在解決綁架潮中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

　　因此，筆者將基於2025年在菲律賓的田野調查，通過最新收集的華裔青年聯合會及其下屬組織“恢復治安運動”的工作記錄、組織資料、報刊、特刊、書籍與論文等文獻資料，並結合對“恢復治安運動”創始人洪玉華女士的訪談，以及華裔青年聯合會多名現任及往屆理事會成員、職員與志願者的深度訪談，探究菲律賓針對華人的綁架潮出現的原因、華社在解決綁架潮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二、肘腋之患：菲律賓的綁架困境

　　綁架作為一種犯罪行為，其犯罪動因多種多樣。然而，菲律賓的綁架案件中，勒索錢財成為了主要動因，菲律賓的馬尼拉也因此在1992年被《紐約時報》稱為“世界綁架之都”。

　　綁架案成規模的出現，最初是在馬科斯獨裁政府統治時期。此時的綁架案更多是出於政治目的，是政客為了除掉競爭對手而製造的綁架，其往往是恐嚇政敵甚至消滅政敵，為勒索錢財而製造綁架案件則是在馬科斯獨裁政府統治末期開始頻發。菲律賓國內一直都存在差距極大的貧富分化，即使在菲律賓經濟發展最輝煌的20世紀50到70年代，其大街上依舊是隨處可見的貧民和流浪者。自東南亞經濟危機以來，菲律賓經濟的進一步衰落造成了大量人口失業，社會動盪、政府腐敗、南部穆斯林分離主義和軍方制約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顯著增加。

　　1990年代，菲律賓華人社區成為了綁架案的高發區域，對於華人而言，這是人人自危的時代。1992年《紐約時報》曾刊文描述華人社區對綁架的恐慌：一些菲律賓華人家庭的孩子去上學時，會帶著當時頗為奢侈的“大哥大”手機，幾乎每小時都要給家裡打電話報平安。“如果我不打電話，媽媽就會以為我被綁架了，或者出了其他意外。”一名10歲的華裔男孩說。當時，有能力的菲律賓華人父母會送孩子離開菲律賓，甚至出售或關閉自家的公司和店面，移民去更安全的國家。根據菲律賓《問詢者報》的報道，占菲律賓總人口1.2%的菲律賓華裔，在菲律賓綁架勒索案件的受害者中卻佔比高達七成以上。華人常常被認為控制了菲律賓的國家經濟，不同的統計口徑對華人經濟在菲的占比有不同的數值，但普遍認為華人經濟佔了菲律賓經濟的60%以上。而洪玉華女士則依據在菲多年的觀察和研究，認為華人在菲律賓經濟的占比應當在30%左右，真正控制菲律賓經濟的是西班牙裔及西方資本。

　　2000年前後，針對華人的綁架案件又出現了一波浪潮，許多華商被綁架勒索，與上一次針對華人的綁架浪潮不同的是，這一次的綁架目標明顯出現了轉移。由原來的針對富裕的華人社區，轉向層面更廣的中小型華商。這樣的趨勢使菲律賓華社的恐慌情緒加重，人身安全問題被華社廣泛關注。2001年，菲律賓的53歲中產階層華裔婦女劉小娟在僱傭了貼身保鏢和專職司機的情況下，仍被武裝綁匪持槍綁架，並被綁匪迅速殺害，震動了本就恐慌的菲律賓華社。在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頒布禁止POGO(菲律賓離岸博彩運營商)的行政令後，針對華人的綁架案再度升溫，與前兩次不同的是，本次綁架案的綁匪有許多是在菲中國公民。

　　菲律賓華人何以在多輪的綁架浪潮中都成為了綁架案的主要受害者？筆者嘗試基於國家能力理論和中間人少數族裔理論分析這一問題。

　　其一，菲律賓民眾對華人經濟地位和角色的誤讀，華人政治地位的缺失。與主要佔據經濟上層地位的西班牙裔和西方資本不同的是，菲律賓華人社會作為一個商業社會，基本以經商為主，但大多數的華商多經營中小型企業，有許多華商所經營的行業是為民眾提供日常生活保障的行業，如餐飲、零售等行業。而這些行業的特點是經常與菲律賓普通民眾接觸，是“中間人少數族裔”。作為中間人少數族裔的菲律賓華人扮演連接上層統治者和下層民眾的角色，常受到菲律賓上下層的共同排斥，成為社會矛盾的“替罪羊”。而處在經濟階梯上層的華人又因其從事行業的屬性而擁有高曝光度和可見性，如SM集團、華裔銀行家族。這種上層華人的高曝光度和中層商人的易接觸性，使得部分菲律賓普通民眾誤認為是華人在剝削菲律賓人、侵吞菲律賓的財富。在政治地位上，老一代華人常常不願“拋頭露面”，不關注其政治地位，而新一代華人缺少父輩的政治地位基礎，在菲律賓的政治環境中，難以迅速改變華社面臨的政治困境。同時，菲律賓本土的政治家族和傳統統治階層也排斥華人進入政治圈層，儘管菲律賓包括國父黎剎、總統阿基諾夫人等諸多國家領導人具有華人血統，但在已成一套體系的菲律賓政治圈子中，華人仍難以獲得較好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在選舉中獲得華社支持而中選的華裔議員們，也常常在華社遇到問題的時候三緘其口，全然拋棄其在競選時宣揚的保護華社權益的承諾。而主要由菲律賓政治家族、其他少數族裔和西方資本構成的上層統治者和商業精英則樂見華人成為社會負面情緒的“擋箭牌”，並常常在背後推波助瀾，引導社會矛盾指向菲律賓華人。

　　其二，對宗教教義的曲解。菲律賓作為東南亞唯一以基督宗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民眾普遍淳樸、善良。但長期的貧困使得部分民眾產生了新的社會心理文化，出現了仇富心理和犯罪合法化的觀念。犯罪者利用天主教中的“告解”來抹平內心的犯罪感。他們認為不管罪行多大，只要在教堂進行懺悔和告解就能獲得“救贖”，並借宗教的理由為自身的犯罪行為塑造“合法性”。甚至出現了將犯罪者視為英雄的錯誤觀念，因為他們認為綁匪為貧困者提供了看管受害者的工作，偶爾還會將勒索所得的錢財分給生活貧困者。

　　其三，菲律賓國家能力的缺失與選擇性治理。一方面，菲律賓政府漠視華人綁架案件，不願投入精力應對。同時菲律賓的權力割裂，在地方被政治家族、反政府武裝、軍閥和地方豪強稀釋。根據國際透明組織每年發佈的數據，菲律賓常年在清廉指數中排名靠後，腐敗已成為菲律賓根深蒂固的頑疾，權錢交易、利益輸送已被視作常事。國家治理已受到貪腐問題的嚴重衝擊，行政部門、警方、軍方和國會都長期存在著系統性的腐敗問題。另一方面，菲律賓許多的綁架案件中，有菲律賓警方和軍方的身影。有綁匪是退役軍隊或警察，甚至有在職的軍警參與到綁架案件中。而軍隊和警察在應對綁架案件時，常常表現得遲緩，綁匪多次從軍隊和警察的圍剿中脫身。這不僅助長了綁匪的氣焰，還嚴重衝擊了華社對政府和軍警的信任，使得華人常常“花錢消災”贖回被綁架者。此外，菲律賓國家能力的缺失還導致了菲律賓的高貧困率，雖然菲律賓的貧困有其外部因素，但政府的系統性腐敗和治理能力的缺失導致其無法提振國民經濟，也無力阻擋國家的衰退，而貧困的溫床滋生了綁架的犯罪。

　　三、菲律賓華社應對綁架案件的努力

　　1975年，時任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在訪華前夕簽署法令，放寬了入籍政策。這為菲律賓華僑大批入籍打開了大門，菲律賓華社也從此走上了由華僑社會向華人社會的轉變道路。迥異於傳統菲律賓華人社團，大力主張“融合”的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在研究菲律賓華人的參與問題中具有極為獨特的重要意義。

　　在1987年8月，華裔青年聯合會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成立。該社團是施振民等人創建的合一協進會之延續，其首屆領導層包括洪玉華(Teresita Ang See)和吳文煥(Go Bon Juan)等人，其成員主要為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菲律賓籍華人。華裔青年聯合會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認同基礎之上的，其性質更接近於政治團體，這與基於血緣、地緣、業緣成立的菲律賓傳統華人社團截然不同。

　　作為菲律賓罕見的高度政治化的華人社團，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通過大力推進華社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促進華社與主流社會的融合。

　　(一)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

　　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作為在菲律賓社會組織管理機構合法註冊的“非營利慈善組織”，歸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基金會所有，設有董事會。華裔青年聯合會理事會是其實際管理機構，下設菲華歷史博物館、施振民紀念圖書館和華裔研究中心及資料庫三個實體機構。其資金來源主要為華社捐款、董事會捐款、私人捐款與菲華歷史博物館票務收入，其中絕大部分資金為捐款所得。華裔青年聯合會在《世界日報》開闢一版每週日出版的《融合》中文副刊，並出版《Tulay(橋)》英文半月刊，積極通過媒體宣傳在華社和主流社會促進華菲融合。

　　(二)華社的怒吼：恢復治安運動

　　如前文所述，在20世紀90年代，菲律賓出現了針對華人的綁架潮，主要受害者為華商。彼時，菲律賓政府認為綁架是華社內部的事，不是主流社會的問題，因此對綁架潮持輕視態度，並對此不作為，並在1998年至2001年間擔任菲律賓總統反有組織犯罪委員會的華裔專員。針對這種情況，華裔青年聯合會創會會長洪玉華創立了恢復治安運動(Movement For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Order，簡稱MRPO)和公民反犯罪行動(Citizens Action Against Crime，簡稱CAAC)，並將其置於華裔青年聯合會的領導之下。

　　他們召集了大規模的公開集會，首次集會就得到了菲國主流媒體和《時代週刊》、《新聞週刊》、《華爾街日報》、BBC、CNN、ABC等國際媒體的廣泛報道。1993年，被綁架的15歲華人少女施巧玲在菲律賓警方解救過程中遭到警方誤殺，震驚了整個菲華社會。彼時華社的憤怒已積壓許久，華社雖憎惡綁架案件，卻無人敢於站出來反抗。在這種情況下，洪玉華帶領華裔青年聯合會的領導者，積極聯繫華社內外的各大社團、組織及有影響力的華僑華人領袖，並以此為基礎組織起整個菲華社會。在施巧玲葬禮當天，菲華社會發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葬禮抗議。

　　葬禮前夕，我們聯繫了商總、各宗親會和許多有很大影響力的華人社團，並通過他們組織起了其它學校、社團和組織，將華人社會團結了起來。葬禮當天，幾乎整個華社都參與了這次的葬禮抗議。我們從未想過華裔青年聯合會能有如此大的號召力，能組織起如此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現在想來，是菲律賓華社積壓的情緒爆發了，綁架問題一天不解決，菲律賓華人就一天不能脫離人人自危的境況。(筆者對華裔青年聯合會創始會長洪玉華女士的訪談)

　　恢復治安運動的這次葬禮抗議，引起了菲律賓政府高度重視，並迅速改組菲律賓國家警察局，設立反綁架大隊。以洪玉華為代表的華裔青年聯合會領導者們通過和菲律賓總統、政府高官、軍方的反覆溝通、多次磋商，促使菲律賓政府正視綁架問題，並積極採取有效的行動。在華社的努力和警方的打擊下，1990年代綁架華人的案件逐漸減少。恢復治安運動持續跟進綁架問題，通過與反綁架大隊的密切聯繫，推動綁架案件的解決。洪玉華還因其領導華社開展葬禮抗議的經歷，被推到了聚光燈下，成為了華人社區的發言人，受到了菲律賓歷屆政府的重視，成為了華社中一位舉足輕重的領袖。並在1998年至2001年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

　　在菲律賓綁架問題最嚴重的時候，整個菲律賓華社噤若寒蟬，只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大聲疾呼，受到了菲律賓主流媒體和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華裔青年聯合會的成員紛紛發聲批評政府缺乏解決綁架問題的政治意願，並表示菲律賓華人作為菲律賓的公民，有權利要求政府保障他們的安全。

　　恢復治安運動是華社維護自身權益的一次政治抗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從成立至今，恢復治安運動已由臨時性運動轉變為了長期運動，仍設立在華裔青年聯合會之下，但其領導者已改由曾經綁架案中的華人受害者擔任。恢復治安運動開展多年，獲得了菲律賓多名政要的大力支持，如前內政部長林炳智、前國防部長紅奚洛等，在恢復治安運動成立20週年之際，時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親自前往華裔聯合會參與紀念活動。在綁架華人再度升溫的當下，恢復治安運動依舊在反綁架問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四、結論

　　綁架作為一種犯罪行為，常發生在貧困且治理能力缺失的地區。本研究以菲律賓華人綁架潮的成因及華社應對機制為核心，通過國家能力理論和中間人少數族裔理論，以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發起的“恢復治安運動”為例，並結合筆者在2025年在菲律賓田野調查獲取的一手資料，揭示菲律賓針對華裔的犯罪現象的形成和解決過程。

　　針對華人的綁架潮的根源，在於菲律賓對華人的結構性排斥和國家失能的復合。這種針對華人的結構性排斥在菲律賓社會是顯性和隱性並存的，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排斥是潛藏在菲律賓社會的水面之下，成為一股暗湧，有時會翻湧到水面之上。作為中間人少數族裔的菲律賓華人長期以來呈現在菲律賓社會上的形象是“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其商業網絡深深地嵌入了菲律賓的社會當中，使菲律賓民眾誤認為是華人操縱了菲律賓的經濟。殖民時代殖民者對華人形象的有意抹黑已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菲律賓民眾的認知，而菲律賓獨立後的政客又基於其政治利益，利用這種負面認知獲取政治資本。這使得菲律賓華人陷入了一種困境，成為菲律賓經濟落後的“替罪羊”。與此同時，菲律賓國家能力的系統性缺失放大了這一困境，腐敗、家族政治、央地權力失衡、軍警合謀等種種因素，導致了華社對菲律賓國家機構的不信任感和綁匪的氣焰升騰，針對華人的犯罪被默許縱容。此外，對宗教教義的曲解和社會心理的扭曲為綁架犯罪提供了“合法性”的外衣。犯罪者利用宗教為自己的犯罪行為尋找免責的理由，這無異於人為製造了一張新概念“贖罪券”，通過“劫富濟貧”的敘事和綁架產業化的利益分配獲取底層民眾的默許乃至支持。這種犯罪行為一旦在民眾當中獲得“合法性”認知，就會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到犯罪的過程當中，形成犯罪集團。中間人少數族裔常被視作社會的“緩衝角色”，強調其在經濟運作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本研究揭示了這種緩衝角色的另一面，即在國家治理能力缺失和結構性排斥的情況下，中間人少數族裔會淪為矛盾的匯聚點。菲律賓針對華人的綁架案件高發已證明，政治地位的缺失會加劇經濟中間人的脆弱性。而恢復治安運動的實踐已經展現了少數族裔的抗爭成效與其整合能力高度相關，這種整合需要對族裔內外的力量同時進行。一方面整合族裔內部的力量，凝聚成具備抗爭意識的共同體；另一方面凝聚跨越族裔的力量，利用國際媒體、國際組織、本土組織、政府和軍警內一切關注本族裔困境的力量，對社會議題進行重構，將族裔安全問題納入對政府合法性的評價框架內。

　　恢復治安運動的深層意義不在於為華社綁架問題發聲，而在於將少數族裔的安全議題成功轉化為了公民權利和政府合法性的問題，在於消解族裔的壁壘、促進不同族裔的融合。

　　儘管本文試圖盡量全面的展開分析，也獲取了華裔青年聯合會和恢復治安運動的檔案資料，但是由於側重從華社的角度進行觀察，因此對其他少數族裔、外國遊客等其他綁架案受害者仍待進一步考察，對菲律賓綁架犯罪網絡和產業鏈的探究仍待進一步發掘。

　　展望未來，菲律賓華社面臨著新的安全問題和挑戰。針對菲律賓華人的綁架再度升溫，新的綁架案件的背後出現了中國新移民的身影。

　　隨著新生代華裔認同的多元化，菲律賓華社與主流社會的融合進一步加深。新生代華裔的菲國公民意識強烈，正如華裔青年聯合會的口號“我們的血統是華人，我們的根深紮在菲律賓的土地中，我們和菲人民緊緊相連”。

　　菲律賓社會需正視華人作為國家建設者的歷史貢獻，通過多種途徑保障少數族裔權益。唯有在多方的共同推動下，菲律賓才能實現社會整合，共謀未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