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偉：燈光不滅——讀胡濟衛《汪曾祺與樣板戲》有感

　　“用一部戲改變命運的，在文學史上屈指可數，汪曾祺做到了。”

　　——胡濟衛《汪曾祺與樣板戲》

　　讀胡濟衛先生這篇文章，心中頗為感慨。

　　小時候看《紅燈記》《杜鵑山》，只知台上鑼鼓喧天、唱腔高亢，從不曾想是誰寫的。直到讀到胡先生的文字，才驚覺：原來那些家喻戶曉的唱段，背後竟有汪曾祺的筆。

　　那個寫《受戒》《大淖記事》的溫潤作家，那個以散文化的語言描繪人情與故鄉的文人，竟也在樣板戲的鐵幕之中留下過手跡。

　　這一認知，如電光照亮我心：原來，一個作家，不僅活在文學裡，也活在命運裡。

　　一、命運的風浪裡，文人的姿態

　　汪曾祺的生命歷程，本身就是一部小說。他年輕時師從沈從文，性情溫厚，文筆清麗，本應以文人從容的姿態度過平生。然而時代的風浪不容人靜。他拒絕為美軍當翻譯，被開除學籍；1958年反右擴大化，又被錯劃為“右派”，職務撤銷、降三級，發配張家口勞動改造。在最灰暗的歲月裡，他掃地、扛煤，連筆都幾乎不敢碰。

　　直到1968年，一個偶然的命令——北京京劇團奉上級之令修改《沙家濱》，幾易其稿仍不得法。有人想起原稿執筆者汪曾祺，於是上頭批示：“請他回來。”這“請”字，幾乎帶著命運的諷刺。一個被打入牛棚的右派，被請回只為補一部戲。

　　胡濟衛先生寫道：汪曾祺那晚一夜未眠，心裡沒底，不知是福是禍。直到第二天面見領導，才知只是讓他改劇本，他才放下心來。他照指示去做，卻不僅是執行任務。那一夜，他一口氣寫完“智鬥”一場，寫完後仰靠在椅上，淚流滿面。那淚，是對命運的答覆。那一夜，他不僅重寫了《沙家濱》，也在重寫自己的人生。他知道，筆是他的命。於是他以文字為刃，在風浪中劃出一條生命的縫隙。

　　二、從“牛棚”到舞台：人的尊嚴在文字裡

　　文革的荒誕之處，在於它一邊壓制文人，一邊又離不開他們。汪曾祺被“控制使用”，改完《沙家濱》，又執筆《杜鵑山》。他按要求突出“黨指揮槍”的主題，但筆下的語言卻帶著詩意。“家住安源”“亂雲飛”兩段唱詞，至今仍是樣板戲中最富文學性的篇章。它們不僅有革命的豪情，更有人世的情味——那種對土地、家園與命運的體察，是汪曾祺式的溫情。

　　在那個連詞句都要經過政治審查的年代，他仍然為語言留下一點人性。他知道藝術的生命在於真誠。於是他在高音喧囂的“革命敘事”中，偷偷注入詩與情感。這份克制與柔軟，使得《杜鵑山》在眾多樣板戲中獨樹一幟。

　　汪曾祺從不談論“抵抗”。他以最溫和的方式，在體制的夾縫中為文學爭得一點呼吸的空間。

　　那一筆一墨，正是他的人格在沉默中發出的光。

　　三、人品：溫潤如玉，不怒而堅

　　胡濟衛先生寫汪曾祺，寫得極細緻——他被批鬥，被下放，被請回，又被“控制使用”。這些經歷本可讓一個人變得憤世嫉俗、冷漠無情。但汪曾祺沒有。他從不怨人，不怨世。被人誤解時，他淡然一笑；被人打倒時，他依然種花、畫畫、做菜。

　　他說：“人活著，要有點趣味。”這不是消遣，而是一種抵抗——一種不與黑暗同化的抵抗。

　　他的溫潤，不是無骨，而是有節的柔。他像竹子一樣，風來彎，風去直。他守著那份士人的風度——不爭，不苟，不惡，不諂。

　　汪曾祺的“人品”，是一種靜氣。那是一種不靠口號、不靠姿態的正直。他從不自詡道德高人，卻用平凡的生活方式守住了人格的清白。正因如此，他筆下的人——小和尚明海、裁縫趙小雲、賣花女、老鄉人——都有一股溫厚的氣息。那是他自己的人格在作品中的投影。文學從來不是技巧的展示，而是靈魂的複寫。

　　四、文品：清淡如水，深情如詩

　　汪曾祺的文字，如水一般清，卻有回甘。他不用力，不造勢，卻能在平淡中寫出生活的豐盈。

　　他寫菜餚，《故鄉的食物》裡寫豆腐、鹹菜、蒸鯉魚；他寫花鳥，《大淖記事》裡寫水邊的風，寫人世的微涼；他寫人情，《受戒》中寫少年與少女的純淨愛情。

　　這些題材在今天看來尋常至極，但經他筆下，卻有光、有氣、有情。那是一種“以平凡見高遠”的美。

　　他的文品，與他的人品一樣，皆由誠生。不炫耀、不虛飾，不為時風所動。他寫作的出發點從不是“表達觀點”，而是“體貼世界”。即使在樣板戲那樣充滿政治口號的環境中，他仍能讓語言保留一點美感——那便是他的高明所在。他讓我們看到：即使時代逼人，也不能讓語言失去詩意。

　　五、作家為何重要

　　讀胡濟衛先生的文章，我常想：一個作家究竟為何重要？

　　作家的重要，不在於寫出多少“經典”，而在於他以語言守護了人的尊嚴。當時代要求所有人只說一種聲音時，作家提醒我們：人應當有自己的心。當歷史只讚頌英雄時，作家告訴我們：平凡的生命同樣值得被看見。汪曾祺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反抗了什麼，而是因為他沒有忘記“人”。

　　他以溫情寫出命運的曲折，以幽默抵抗沉重，以清歡對抗荒涼。他讓我們明白：文學不是高高在上的宣言，而是生活的回聲。作家存在的意義，正在於此——讓語言不死，讓人心不冷。

　　六、燈光不滅

　　汪曾祺晚年被稱為“當代最後一位士大夫文人”。士大夫，不是身份，而是一種精神：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身在泥中而不染；亂世之中，仍願守住心底的一盞燈。

　　他的一生，穿越了啟蒙、抗戰、反右、“文革”、改革開放。他歷盡人事，卻不失風度。他從不高聲疾呼，卻以靜水流深的筆觸，為我們保留了人性的溫度。

　　如今再看《沙家濱》的“智鬥”，再聽《杜鵑山》的“亂雲飛”，我們已不必從政治角度去解讀。那是一代文人在風浪中留下的手跡。那是一個作家，用盡全力為語言保留的火光。

　　胡濟衛先生寫汪曾祺，不只是追憶一位作家，更是在追問一個時代：——在最不需要文學的年代，為什麼仍有人為文學而活？答案，也許就在那盞燈裡。它不耀眼，卻不滅。照亮的，是一個作家的靈魂，也是我們共同的人心。

　　【後記】

　　汪曾祺逝世已二十餘年，他的文字仍在被一代又一代讀者溫柔地傳誦。我們這個時代不缺文字，缺的是有溫度的文字；不缺“名人”，缺的是有人格的作家。

　　一個民族的精神，要靠那些在風浪中仍寫字的人來保存。他們或許沉默、孤獨、被忽略，卻是文明的燭光。而汪曾祺，正是那盞燈——照亮了語言的清明，也照亮了人心的柔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