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賢：文化使者的文學實踐 ——論柯清淡在中菲交流中的角色與書寫

　　隨著全球化與移民浪潮的日益加深，海外華文文學已不再僅僅是“故土的回聲”，而成為一種跨文化、跨地域、跨身份的複雜書寫實踐。菲律賓華文文學作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重要分支，歷經百年發展，形成了獨特的創作傳統與精神氣質。在這一文學譜系中，柯清淡是一位兼具思想深度、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的代表性作家。他以筆為犁，深耕菲華社會的精神土壤，更以文學為橋，在中菲文化之間架起一座理解與對話的通道。作為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前會長、菲華文學“新潮文藝社”的奠基者之一，柯清淡的創作貫穿半個多世紀，涵蓋小說、散文、詩歌、翻譯與評論，其作品既是對菲律賓華人命運的深刻書寫，也是對中菲文化融合之路的持續探索。他以文學為媒介，踐行著“文化使者”的使命，在異域語境中守護中華文脈，推動族群理解，促進文明互鑒。

　　柯清淡的文學創作，是一條連接“唐山”與“呂宋”、溝通“華人”與“菲人”的精神之橋。作為中菲之間的文化使者，柯清淡的作品既深植中華文化之根，又扎根菲律賓社會之土；既倡導“落地生根”，又警惕“文化失根”；既捍衛中華文化在異域的生存空間，又主動譯介菲律賓文學。本文擬從身份認同的演進軌跡、文化傳承的憂思、跨文化對話的實踐、雙向的文化擺渡四個維度，具體分析柯清淡在中菲交流中的角色與書寫，揭示其如何在“在地化”與“根源性”的張力中，建構起一種既具民族特色又富世界視野的文學話語，進而確立其作為“中菲文化使者”的歷史地位。

　　一、身份認同的演進軌跡

　　華人移居菲律賓的歷史可追溯至宋元時期，但大規模移民始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早期華人移民多抱“葉落歸根”的觀念，視菲律賓為“暫居之地”。然而，隨著戰後政治格局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轉型與代際更替，菲華群體逐漸從“僑居”向“定居”、 從“僑民”向“公民”轉變。柯清淡的文學創作，恰好貫穿了這一身份重構的歷史進程，其作品呈現出清晰的“三重變奏”：從旁觀者，到參與者，再到建設者。

　　1955年，年僅19歲的柯清淡在《華僑商報》文藝副刊發表短篇小說《暑天風情畫》，這是他文學生涯的起點。小說以白描手法描繪馬尼拉一處華人區與菲人貧民窟交界的日常生活圖景。儘管地理上毗鄰，但文化上卻“涇渭分明”：華人聚在一起談“金門、馬祖的局勢”“張飛守長阪橋、紅關公過五關斬六將”“麥亞杜(麥克阿瑟)守描沓安半島”，熱衷于中國歷史與政治話語；而菲人則圍坐一隅彈唱吉他，籌備“五月花節”(Fiesta)，沉浸在本土宗教與節慶文化中。面對菲人最重要的節日，華人“除了出點錢外，傳統地對這菲人所認為的大事，抱著旁觀的態度。”這一細節表明早期華人與當地主流社會的疏離。作者在文中不禁感慨：“華菲相互的瞭解，還很不夠，菲人年輕一點的，心裡存有看輕和仇視華人的念頭，年老的華人言行間總帶著傳統的民族優越感。”這種雙向的誤解與偏見，構成了族群融合的深層障礙。小說中華人“瞰肚販”被當地地痞強吃整擔的瞰肚時偷偷往鹵湯裡吐痰的情節，極具象徵意義。這一“阿Q式”的報復，既暴露了弱勢群體的無力感，也折射出文化衝突中的扭曲心理。柯清淡並未簡單地批判某一方，而是以冷靜的筆觸揭示：在缺乏制度保障與社會信任的環境中，文化隔閡極易演變為心理對抗。這篇少年之作，已顯露出柯清淡對菲律賓社會結構的敏銳洞察。

　　1983年創作的《五月花節》，標誌著柯清淡對族群關係認知的深化。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我”的心路歷程：兒時受父親影響，視“五月花節”為“番仔風俗”“非我族類者的活動”；多年後遷居菲人佔大多數的社區，卻在長期相處中與鄰居“由輕蔑和敵意，漸變為陌生、客氣、好感，而終于打成一片”，並被推選為“老大哥”，主持“五月花節”的慶典活動。這一轉變不僅是個人經歷，更是菲華社會整體心態的縮影。柯清淡借“我”之口提出一種“融合理念”：“在人類生存和延續的過程中，一群又一群的人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聚居，遂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由于某一群人中有人基于某種生活上的需要，走離群到另一群人相聚的地方去，而遇到不同膚色、語言、觀念的陌生人，也被這群陌生人視為外來者；雙方由陌生而產生敵對、相持、隔膜……由于長期相處而互相瞭解，達到了最終的融合，遂成為這另一群人中的成員。”這段論述告訴我們：族群邊界並非永恆不變的隔閡，而是在長期共處與相互理解的社會實踐中，得以漸次消融，並促成文化融合與身份的重構。從父輩的“文化排斥”，到“我”這一代的“情感認同”，再到下一代主動穿上菲律賓傳統禮服參與遊行，清晰地勾勒出菲華群體從“僑居認同”向“在地認同”轉化的歷史軌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小說中“我”主動出資籌備慶典的情節，已不再是傳統“僑民”式的慈善施捨，而是一種自覺的公民責任感的體現。它標誌著菲華群體身份定位的根本轉變：從“暫居者”到“共同體成員”，從“旁觀者”到“參與者”。 

　　1988年創作的《路》將這一身份轉型推向新的高度。小說通過老華僑阿貴的悲劇命運揭示了“葉落歸根”這一傳統思想在當代移民社會中的現實困境與歷史局限。阿貴本想在古稀之年將在菲打拼四十多年創下的產業“林氏雜貨店”交給兒子接手，自己便能歸返故里，安享晚年。不料久居香港的兒子對菲律賓的社會環境、語言文化與法律制度缺乏瞭解，認為“林氏雜貨店”已步入“斜陽期”(衰敗，過時)，前景黯淡，因此無意繼承父業。阿貴在等待買家的過程中，竟于店內遭夜賊搶劫殺害，最終未能實現返鄉之夢。阿貴的慘死既讓“我”憤懣不平，亦令“我”在痛定思痛中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身份自覺，堅定了“我”在當地投資發展的想法。面對阿貴兒子的不解，“我”鄭重宣告：“葉落歸根是你父親和鄺龍那老一輩的思想。不過，占華人多數的土生土長的後輩，則應爭取在這國土上紮下根……我的命運已同菲律賓連結在一起了，所以我期望這孕育我的國家，能鼓勵不同種族的居民去共同努力，使她早日走上軌道，使各民族安居、樂業、融合！”這一宣言，不僅是對個體命運的回應，更是對整個菲華社會未來的指引——只有落地生根，方能枝繁葉茂。柯清淡在此提出了“扎根論”：認同不應囿于血緣關係上的“祖國”，更應建立于現實生活中的“家園”。他認為真正的融合，是“和而不同”的共生和共建，華人理應成為國家發展的建設者，在菲律賓的社會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文化傳承的憂思

　　柯清淡在倡導融合的同時，亦敏銳地意識到菲華社會在加速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正面臨“文化失根”的隱憂：語言斷層、習俗淡化、價值觀西化，這些問題導致年輕的華裔一代對中華文化日漸陌生。

　　1989年創作的《兩代人》以極具張力的家庭場景，呈現了這種代際斷裂的痛楚。“我”週末欲帶子女遊覽中國公園，講述園林之美，不料被女兒以“做彌撒”，兒子以“參加軍訓”為由推脫了。更令人心碎的是，當“我”看到兒女們正與菲人同伴一起，對著電視上模仿華人腔調來取笑和敵視華人的“菲丑角”拍手喝彩時，忍不住憤怒地各打了他們一記耳光。這一“耳光”，既是父輩的痛心疾首，也是文化焦慮的爆發。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當華人後代以取笑母語和文化為樂時，族群的認同將安放何處？ 柯清淡在此提出了“文化認同危機”—— 菲華年輕一代在菲律賓社會中逐漸融入，卻也因此與中華文化日益疏遠，面臨身份歸屬的模糊與斷裂。

　　相較于《兩代人》對家庭內部文化斷層的呈現，寫于1998年的《海外龍危》進一步將危機提升為對整個族群文化存續的深切憂思。隨著小島上老僑的凋零離世，其中菲混血後代只熟悉西方歷史人物和影星球星，卻“無人知曉岳飛秦檜為何人”；“我”的幾個子女學業事業皆有所成，但他們逢年過節寄回來的信全是詞藻優美、文法無暇的英文信，只有信首斜插著兩個方塊漢字“爸爸”；外孫女打來的電話“已是地道的德州美式英語”。作者對此感慨道：“自半世紀以來，這國家(菲律賓)的專業人才的深造和出路，尤其是咱們身為外僑或二等公民的龍傳人，都以星條旗國為主的講英語國家為其去向和歸宿。”“龍之香火”的傳承問題令“我”倍感焦慮，不禁悲歎：“我彷彿目睹到風塵僕僕的倉頡和孔夫子，正在這國土上舉目無親、投宿無門之慘景。”這一想像極具震撼力——文化之根若斷，靈魂將無處安放。

　　難能可貴的是，柯清淡並未止步于對“文化失根”的憂思，而是由批判走向建設，從焦慮轉為行動，積極探索一條兼具文化傳承與現代適應性的“守護—重構”之路。在1992年創作的《命名記》中，“我”為友人的孫子孫取名“高觀龍”，寓意“觀中華巨龍騰飛”；在作品《兩代人》中，“我”為自己的子女取名“軒轅、桑梓、龍種、向華、醒獅”，以名字承載文化記憶。“我”獎勵兒子參加“華生暑期旅遊團”，回鄉拜祖，感受中國壯美河山。兒子遊學歸來，跟姐姐們分享旅遊見聞，對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充滿憤慨之情。“我”藉機拿出《中國地圖》，告訴孩子們：“在哪一個年代，有哪一個地區，哪一個城市，遭受到哪一個帝國主義者所蹂躪、侵佔、割據……”在給孩子講述菲律賓民族英雄黎剎、文尼巴壽的同時，“我”引入康梁變法、孫中山革命，構建中菲近代史的平行敘事。作者在文中指出：菲律賓華人在迅速融入當地社會的同時，有必要向下一代“灌輸適度的種族本位意識和價值觀，教導他們認識自身在他人心目中是個什麼社會角色……懂得怎樣不卑不亢地融合其中，怎樣去捍衛自身的生存和權力，怎樣去向大社會注入一種外來的貢獻。”這種“雙重視野”的教育理念，正是文化傳承的智慧所在。

　　三、跨文化對話的文學實踐

　　柯清淡的文化使命感，不僅體現在對族群認同的守護，更延伸至對中華文化在海外合法性的捍衛。2022年創作的微型小說《診室風雲》，便是這一精神的集中體現。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作者有感于“菲律賓政界、民間，尤其是媒體，針對中藥、中醫、疫源、中國疫苗……，由其潛意識所驅使，或不自覺地附和西方抹黑中國的言論，遂多時出現了諸多仇華辱華鄙華之言行”，于是創作了這篇小說。小說講述了中醫郭醫師因免費為菲人提供針灸與中藥而遭菲警探盤問並被押去警局審訊的遭遇。儘管診所牆上貼著執業許可證與若干菲律賓官員及華人領袖的痊癒感謝信，卻因菲律賓政府“西醫中心主義”的制度壁壘而面臨法律風險。這一情節直指現實困境：中醫作為中華文化瑰寶，在菲律賓仍處于“合法化”的邊緣。作者在小說中插入了一段55年前的回憶：年輕的“我”攜中藥在菲律賓一海島登陸時，因冷戰背景與對華禁運令而被盤查。危急時刻，一位土著巫醫挺身而出，為“我”解圍。他告訴島上的軍民他平素為大家治病療傷的藥大多是靠“我”這位華商協助購買的：“你們得感謝這位善心華人……也應向箱中的中國藥叩頭：價錢低、有特效！”巫醫的一番肺腑之言，不僅是對中華醫藥價值的肯定，更是不同族群相互信任的象徵。過去與現在的對照，凸顯了文化偏見的頑固，也呼喚著理性與包容的回歸。《診室風雲》不僅是一篇為中醫正名的文學呼籲，更是一次跨文化對話的實踐。它揭示：真正的融合，不僅是生活方式的共處，更是對彼此文化價值的尊重與接納。

　　四、雙向的文化擺渡

　　柯清淡的文化使者角色，還體現在其翻譯實踐中。他精通漢語、菲律賓語、英語與西班牙語，積極將菲律賓本土文學推介給中文讀者。他翻譯過菲律賓左翼知識分子代表、共產黨領導人扶西‧施順(Jose Ma. Sison, 1939–2022年)的英文詩作。扶西‧施順的詩歌關注底層民眾、民族解放與社會正義，其作品在菲律賓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柯清淡選擇翻譯扶西‧施順的作品，體現了他對菲律賓本土文化的尊重，更彰顯了他超越政治立場的文化包容性。柯清淡的譯詩語言莊重典雅，注重音節的長短和聲調的高低，讀起來抑揚頓挫，富有節奏和韻味。如《在呂宋平原上》：“我愛綠色廣被的稻田間/當陽光加以點觸時/露出萬點的黃金珠粒/ 我愛倔強直立的甘蔗叢/當陽光加以點觸時/現出甜密的黃金枝桿/ 吹拂平原的微風飄送著/農夫和田工的勞動韻律/ 我也愛路上和車間的鏗噹/因農工已懂用些機器作業/ 我愛四方的青黛群山/它們肯定了耕地者的共同希望。”譯詩採用排比、擬人、比喻等手法，深情謳歌呂宋平原的美麗豐饒與勞動者的奉獻。柯清淡的翻譯行為，是文化平等對話的象徵——他不僅讓華人瞭解菲律賓，也讓中文世界聽見菲律賓的聲音。

　　2024年6月7日，柯清淡榮膺由菲中瞭解協會頒發的“中菲相知獎”。這一殊榮，是對他半個多世紀以來致力于中菲文化交流的高度肯定。他的文字，如椰風拂過呂宋的熱土，溫潤而堅定地傳遞著理解、尊重與希望。他以文學為舟，在“唐山”與“呂宋”之間擺渡文明；他以筆為犁，在離散的土地上耕耘族群認同的根脈，播種跨文化共生的可能。柯清淡的文學書寫告訴我們：真正的文化融合，從不意味著同化與消隱，而是“和而不同”的共生；真正的身份建構，也不依賴于遺忘與割裂，而是在“雙重歸屬”中實現族群記憶的重構與精神的安頓。柯清淡不僅是菲華文學發展歷程的見證者與參與者，更是中菲友誼的文化使者。

　　作者：華僑大學華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