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秀珠：試論閩南文化的生成（上）

　　摘要： 閩南文化的生成是人類海洋文明史與中華文明演進中一個獨特而深刻的篇章。本文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理論根基，深入剖析閩南文化形成的物質基礎、動力機制與核心特徵。研究表明，閩南文化絕非單一文化的線性延伸，而是史前海洋基因、中原農耕文明南遷、疍民海洋智慧在特定歷史地理條件下激烈碰撞、深度交融的辯證統一體。其本質是海洋性的，其生成與唐末五代以“福船、水羅盤、港口體系、商品化生產、海外市場”五大要素為核心的閩南海洋經濟鏈條的構建互為表裡、同步演進。閩南文化不僅代表了中華文明擁抱海洋的巔峰成就，更以其“美美與共”的融合智慧，為理解人類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範式。

　　每個人的生日都會記錄在自己的身份證、護照之上，可見生日是每一個生命重要的標誌。文化即人，每一種文化的誕生同樣也是引人關注的。閩南文化的誕生有南朝、唐、五代等多種說法，各有各的充足理由。不過，如果我們都認同海洋性是閩南文化最基本的特徵，那麼在閩南海洋經濟鏈條形成之前，閩南文化就不可能生成。在其生成之前，中原南來雖早，但只是中原自給自足農耕文明的播遷；原住的山畬水疍也各有自己的生存空間，保留著自己山畬水疍的文化。土地資源是漢畬彼此間根本的利害衝突。開漳聖王雖以先進的農耕技術同化了一些畬族百姓，但依然只是中原南傳的農耕文明。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袤、陸海兼備的國度。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種文明的融合。陳耕老師為首的課題組在《廈門學導論》一書中提出，中原南來的漢族與閩南原住山畬水疍的融合需“彼此平視”方能“美美與共”的論斷〔1〕，揭示了文化生成中深層的心理與權力結構。其所引唐末固始軍民與泉州漢族、疍家“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歷史片段，生動呈現了生存壓力下文化傲慢與隔閡的消解，及新型共同體意識的萌芽，最終為“福船”所象徵的技術與文化融合奠定了心理基石。這一論斷深刻觸及文化生成的物質性前提與精神性昇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物質的第一性與經濟的基礎性作用，為解析閩南文化生成提供了關鍵鑰匙：不存在脫離物質生產實踐的文化生成。

　　因此，探究閩南文化的生成，必須深入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海洋經濟基礎——即閩南海洋經濟鏈條的形成與運作。本文將以“五大要素”為綱，結合史前海洋活動證據與人類海洋文明高潮脈絡，在唯物史觀框架下系統論述閩南文化生成的獨特路徑、核心動力與歷史地位。

　　一、深植的海洋基因：史前根基與南島語族的曙光

　　閩南文化的海洋性絕非無源之水，其源頭可追溯至史前先民征服海洋的壯舉。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跨湖橋遺址出土的獨木舟，是我國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獨木舟實物，是東亞海洋活動的早期物證。而考古學與基因學更以確鑿證據表明：約六千年前，閩南及其周邊地區的先民憑借原始的木筏與獨木舟，成功跨越凶險的台灣海峽抵達台灣島。這一壯舉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跨越，更是海洋生存技能與文化的奠基。約五千年前，這些先民的後裔以台灣為跳板，揚帆駛向廣闊的南太平洋群島，成為散佈大洋洲的南島語族的重要源頭。他們是名副其實的“人類走向海洋的先驅”。

　　生長於閩南沿海的疍民，作為這些遠古航海者的重要後裔之一，其“從出生到過世，都在船上度過”的獨特生活方式，是史前海洋生存模式在歷史長河中的活態延續。他們不僅是海洋環境的適應者，更是駕馭海洋的專家，積累了關於季風、洋流、漁場、船舶建造與航行的深厚知識體系，構成了閩南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底層海洋基因。作為活態的海洋文化傳承者的疍民，其後裔至今依然活躍在社會中。 

　　東南沿海先民以“舟楫為車馬，珠貝為金玉，紋身為衣冠”，形成與內陸農耕文明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表徵系統。這種史前時期已顯現的文化表徵的二元分野，奠定了後世閩南文化區別於中原內陸的原始基調。  

　　這一深植的海洋基因，如同深埋地下的礦脈，為後世閩南面對海洋、利用海洋、最終在海洋上創造輝煌，提供了最原始的文化DNA與心理準備。  

　　二、碰撞與共生的熔爐：晉唐移民、疍漢同盟與文化心理的重構 

　　閩南文化的生成並非史前海洋基因的簡單延續，而是經歷了中原農耕文明大規模南遷帶來的劇烈碰撞與深刻融合。唐末五代中原戰亂，以固始軍民為代表的大批移民湧入閩南，這一過程充滿了生存的嚴酷與文化的衝突。 

　　《廈門學導論》一書中所述唐末軍民在北辰山下欲“殺老為糧”的極端困境，正是農耕移民面臨陌生海洋環境時生存技能匱乏、文化優越感受到致命衝擊的縮影。生死存亡之際，“尊嚴”與“傲慢”讓位於最原始的求生本能。 生存下來的軍民，“同早年南下的漢人一起真誠地向疍家學習漁撈和水產養殖的本領，學習造船和海上航行的本領，同時把中原帶來的開礦冶鐵的本領、各種木作工具和木匠工藝技術教給疍家。這種美美與共推動了‘亦漢亦疍’的閩南文化的誕生，並催生了閩南文化最鮮明獨特的海洋性，讓所有閩南人在其後的生活中不斷地體會到海洋文化帶給他們的生活富裕和文明的提升，從此永遠心向海洋。〔2〕”

　　泉州本地漢族與疍家水上居民，基於共同對抗壓迫者(如太守廖若彥)的現實需求，與南遷軍民結成了生存同盟。疍家提供的不僅是救命的“鮮美海味”，解決了移民群體的飢餓危機，同時其賴以生存的“船舶”成為攻打泉州城軍事行動和物資運輸的關鍵工具。這種“疍家出船出海鮮，移民出兵士”的合作模式，是物質依賴與軍事同盟的結合。(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