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戴永务：守护“地球之肾”，中国有何良方？

　　(东西问)戴永务：守护“地球之肾”，中国有何良方？

　　中新社福州5月22日电 题：戴永务：守护“地球之肾”，中国有何良方？

　　中新社记者 龙敏

　　2022年是中国加入《湿地公约》30周年。30年来，中国大力推进湿地保护修复，湿地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中国以全球4%的湿地，满足了世界1/5人口对湿地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种需求，为全球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守护“地球之肾”，中国有何良方？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戴永务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湿地为何被称作“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及“生物超市”？保护好湿地为何重要？

　　戴永务：湿地是指水为主要因素控制环境和相关动植物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较高、生态功能禀赋较大的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

　　湿地是“地球之肾”。它能够吸收二氧化碳，有助于减缓全球变热并减少污染，仅泥炭地的碳储量就相当于世界上所有森林碳储量总和的两倍。

　　湿地是“生命的摇篮”。地球生命起源于海洋，35亿年前的蓝绿藻等古代原生物在水中大量繁殖，而湿地正是地球水资源调节的载体，孕育了地球上众多生命。

　　湿地是“生物超市”。虽然湿地只占地球陆地表面积的6%左右，40%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却在湿地生活或繁殖。

　　作为水陆交互作用形成的生态系统，湿地与人类息息相关，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气候及其他生态系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世界共有超过10亿人依靠湿地为生，大约相当于地球上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

　　中新社记者：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后，中国湿地保护经历了哪些过程？中国湿地保护现状如何？

　　戴永务：自加入《湿地公约》以来，中国湿地保护经历了四个阶段：1992年—2003年摸清家底和夯实基础阶段；2004年—2015年抢救性保护阶段；2016年—2021年全面保护阶段；2022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国湿地保护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

　　当前，中国已指定64处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732万公顷；认定29处国家重要湿地，建立602处湿地自然保护区、1600多处湿地公园，湿地保护率达52.65%。

　　根据第三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中国湿地总面积为2346.93万公顷，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

　　在2018年召开的《湿地公约》第13届缔约方大会上，全球7个国家的18个城市获得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称号，其中有6个来自中国。中国是全球唯一三次完成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并正在进行泥炭地调查的国家。

　　中新社记者：中国湿地保护积累了哪些经验，对世界持续推进湿地治理和生态修复有什么借鉴价值？

　　戴永务：中国大力推进湿地保护和修复，湿地生态状况持续向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对世界持续推进湿地治理和修复具有一定示范和借鉴意义。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湿地治理事务。作为《湿地公约》常委会成员和科技委员会主席，中国深度参与公约事务和规则制定，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还加强湿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开展各类援外培训，与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夯实法规保障基础。中国28个省(区、市)先后出台了湿地保护法规，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了《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和实施方案。在战略层面，中国政府将增加湿地碳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湿地保护纳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

　　中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大政府财政投入。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累计投入198亿元人民币，实施了4100多个工程项目，带动地方共同开展湿地生态保护修复。

　　中国把握系统性、整体性，加强部门协同治理。中国湿地保护由林草部门牵头，其他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管理。中国建立国家级和地方级湿地公园，湿地公园已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总数达899处，有效保护湿地240万公顷，带动区域经济增长500多亿元。

　　中国形成调查监测体系，强化高新技术应用。中国是全球首个完成三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的国家，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正式将湿地列为一级地类。各地建立了湿地调查监测野外台站、实时监控和信息管理平台，并将其逐步纳入国家林草感知系统，通过高新技术实现监测监管一体化。

　　中新社记者：西方国家湿地保护和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果？对中国有何启示？

　　戴永务：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恢复、重建、迁移等方式恢复和扩大湿地面积，取得了许多成果。

　　一是制定并完善湿地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如欧盟制定了《栖息地法令》《鸟类保护法令》《水框架法令》等；澳大利亚颁布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湿地政策》等。

　　二是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国家公园)等湿地自然保护体系，加强对湿地的保护。如日本在城市中心建立湿地公园，进行包括旅游、科研工作等多功能开发。

　　三是自然修复或人工措施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如美国采用教育和服务综合利用开发的方式，利用自然湿地的多重功能，减缓湿地的退化。

　　西方国家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与市场化手段，合理利用当地湿地生态资源，发挥湿地生态系统多重功能，不少湿地保护与利用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例如，美国就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湿地缓解银行、多样化湿地补偿机制，吸引社会企业、私人工商资本投入湿地保护；提倡全民环境教育，提高社会整体生态环境意识。日本制定当地湿地保护政策时充分尊重民众的自主性，政府、地方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参与治理湿地保护。

　　东西方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湿地保护模式和机制上各有所长。西方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湿地保护模式社会参与度更高；中国则在湿地保护和利用中制度优势、数字化等高新技术应用更强。中西方湿地保护值得相互借鉴，因地制宜、因地施策。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球湿地保护面临哪些挑战？我们应如何应对挑战，共同推动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

　　戴永务：当前，全球湿地的消失速度是森林的三倍，自1970年以来，世界上35%的湿地已经消失。

　　全球湿地保护面临的挑战主要为自然挑战与人类活动挑战。其中，自然挑战主要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增加带来的生态系统破坏；人类挑战是人口增长、全球化发展、过度开采地下水等，容易改变各国水文连通性、生态环境、水位与土壤含水饱和度、污染程度并最终影响生物多样性，从而改变湿地生态系统。

　　为应对全球湿地保护的挑战，首先应构筑湿地保护全球命运共同体。构筑湿地保护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全球协作共赢，要完善国际重要湿地网络，增强国际合作，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跨界流通。

　　为了保护跨国迁徙鸟类，中国政府分别与日本、澳大利亚政府签订了中日、中澳候鸟保护协定，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两国共同保护兴凯湖湿地的协定，与新西兰政府签署了保护包括红腹滨鹬、斑尾塍鹬等26种水鸟及其栖息地的备忘录。

　　第二，提高公众社会参与度。通过媒体推广，让公众了解湿地的功能并积极参与到湿地保护中来；通过公众教育，让更多的人加入湿地保护受益群体中来，让公众了解到湿地能给人类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

　　第三，实行经济和财政激励。通过多种机制为湿地保护提供资金，包括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计划的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与补偿，通过税收、认证和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等途径，促进湿地保护。

　　第四，考虑湿地的多重价值。重视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对人类生计和人类福祉的重要性。湿地效益包括能源、采矿、城市发展和旅游等领域。《湿地公约战略规划》中的一项指标就要求评估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完)

　　受访者简介：

　　戴永务，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长期从事林业经济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研究，兼任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现代乡村林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高校新型特色智库集体林业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业经济》《林业经济问题》《中国林业经济》等学术刊物编委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8项，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曾获全国第三批林业和草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