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田：2028之後的特朗普：逾越憲法的野心與危機

　　2028年，當特朗普任期屆滿，若這位慣於打破規則、自詡“天選之人”的前總統依然不願交權，最具破壞性的可能，就是他通過製造戰爭，動用《戰爭緊急法案》，推遲甚至中止選舉。根據美國法律，一旦國家進入戰爭狀態，總統將被賦予廣泛的緊急權力，包括推遲大選、控制通訊、限制集會、調動軍隊，甚至可以暫時凍結憲法部分條款。此機制原為戰時國家穩定運轉而設，但也為野心家提供了操縱制度的空間。若屆時美軍在中東爆發衝突，或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或在台海、烏克蘭方向與中俄擦槍走火，特朗普完全可能宣稱“國家正處危急時刻，不宜更換領導”，進而請求國會授權延期選舉，甚至試圖以行政命令延長執政期限。

　　美國歷史上從未因戰爭取消總統選舉，即便在南北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選舉亦照常舉行。但今日的美國早已今非昔比。極端主義上升、媒體分裂、社會信任崩塌，使民主體制的“防火牆”愈發脆弱。在一個充滿民粹與仇恨政治的氛圍中，若特朗普成功將“換屆”塑造為“國家風險”，再借戰爭營造“團結”假象，他極可能在部分民眾中贏得“臨時延任”的正當性。一旦緊急狀態成為繞過憲法的突破口，將標誌美國民主滑向失控的邊緣。

　　特朗普若要繼續掌權，首當其衝的障礙是美國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總統任期不得超過兩屆。這是防止個人集權的核心制度保障，自1951年確立以來從未被打破。然而，特朗普一貫對制度限製表現出敵意。他在任期間屢次質疑選舉結果、攻擊司法獨立、挑釁新聞自由，其對規則的蔑視在2020年選後達到頂峰。當制度的對手不再承認制度的合法性，憲法條文就可能淪為權力操作的工具而非底線。

　　即便無法以非常規手段延任，特朗普仍可能追求“實質控制”。他或將從“人民意志高於憲法”的立場出發，操控輿論挑戰制度正當性。借助右翼媒體、社交平台與線下集會，他可以發動聲勢浩大的“民意攻勢”，營造出多數選民“希望他繼續執政”的輿論氛圍。他善於利用社會焦慮、經濟不安與文化撕裂激發政治情緒，並將其轉化為對抗制度的力量。他甚至可能提出修憲議案，雖幾無通過可能，但其真正目的在於動搖民眾對制度的信任，為下一步行動鋪墊輿論與道德基礎。

　　除此之外，特朗普還可能走“代理人路線”。即由他親自扶持一名極度忠誠的親信或家庭成員參選總統，自己則退居幕後操控大局。這位“代理人總統”或許是其長子小唐納德、女兒伊萬卡，也可能是佛州州長德桑蒂斯，或極右翼議員馬喬麗·泰勒·格林等人。他們在意識形態和忠誠度上高度一致，易於形成“指令—執行”的上下結構。形式上不違憲，實質上卻可能催生“家天下”或“黨魁治國”的政治現實，使總統制淪為代理統治，選舉成為合法外衣下的制度空殼。

　　同時，特朗普還可能複製2020年的劇本：通過持續質疑選舉結果來削弱對手的合法性。他曾聲稱“選票被偷”，並最終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造成程序中斷與人員傷亡。2028年，他完全可能提前佈局，選前散播“即將舞弊”的危機預言，選後則煽動拒絕接受結果。這一做法未必是為了立即推翻選舉結果，而是通過製造合法性危機，讓新總統在治國伊始即陷入政治攻勢與社會動盪，達到“合法對手失能化”的戰略目的。這類“制度內破壞”比政變更隱蔽，也更難防範。

　　最根本的威脅，在於特朗普對社會裂痕的持續操控。他一貫善於將複雜問題簡化為“敵人敘事”——將移民描繪為犯罪源頭，將媒體稱為“人民公敵”，指責民主黨為“賣國者”，把大學、環保組織、硅谷等打成“左翼陰謀”的一部分。通過放大族群、階級、城鄉、文化與政黨之間的矛盾，特朗普在積聚政治能量的同時，也在不斷侵蝕社會的共識基礎。他讓選民在情緒中投票，在憤怒中做決定，甚至在仇恨中動手。這種以“製造失序”為工具的政治策略，將削弱憲政制度的修復能力，而“強人政治”則反倒在混亂中崛起。

　　如果2028年特朗普再度出山，這不僅是一個年近八旬的強人尋求連任的故事，更是對美國制度韌性的極限挑戰。制度的穩固有賴於社會的理性，而當情緒壓倒法律、煽動凌駕規則時，制度將形同虛設。特朗普的野心不止於連任，更在於改寫權力邏輯，使制度為個人服務。一旦他開此先例，美國或將不再是“人民選總統”，而可能淪為“總統操人民”。這場危機的真正焦點，不在於特朗普能否回歸白宮，而在於美國制度是否足以抵擋一次意志凌駕於憲法之上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