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清輝：薯香連中菲 根脈系鄉愁

　　在菲律賓碧波萬頃的海岸線彼端，是我的故鄉惠安。這片被戲稱為“地瓜縣”的土地，看似貧瘠，卻孕育著堅韌不拔的精神，恰似它最忠實的子民——番薯，我們親切喚作“甘薯”或“地瓜”。每當這沉默的塊莖從記憶的土壤裏破土而出，我的思緒便似被無形絲線牽引，跨越浩渺重洋，回到那片魂牽夢繞的土地，也回溯到一段深厚而動人的中菲情緣。

　　說來奇妙，這深深烙印在惠安人血脈中的作物，其根脈竟源自你們腳下這片富饒的群島。明朝萬曆年間(約1593年)，一位名叫陳振龍的福建先賢，心懷拯救故土饑荒的赤誠，不顧殺身之險，巧妙地將幾根薯藤藏於纜繩之中，從呂宋(今菲律賓馬尼拉)漂洋過海帶回福州。這來自呂宋的“金疙瘩”，宛如希望的使者，短短數年，便憑借驚人的生命力與救荒的偉力，在惠安這片幹渴的土地上深深紮根。縣志裏冰冷而沉重的文字，記載著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的災荒：“氣候異常，五穀歉收，百姓以甘薯充饑”。自此，這來自異邦的恩賜，成為惠安人世世代代活命的根基，在貧瘠的土壤裏，將求生的根須越紮越深、越紮越廣。

　　對老一輩惠安人來說，番薯不只是食物，更是生存的代名詞。我童年記憶的底色，常浸染著饑荒年月的灰暗，也彌漫著番薯那微甜苦澀的氣息。猶記祖母那雙布滿老繭的手，在如她面龐般龜裂的田壟間，小心翼翼地掘取。幾塊沾著泥土的番薯出土，便是全家一日甚至數日的指望。那時，番薯被榨幹每一分能量：薯塊削成薄片，曬成耐儲的“薯箍”；刨成細絲，便是“薯簽”；磨漿濾出的潔白薯粉，是灶頭最珍貴的寶藏；就連榨幹汁液的薯渣，曬幹磨碎後，也要摻進薯箍薯簽裏，熬成糊果腹。“惠安人甘薯肚”的戲謔背後，是無數個用粗糲食糧填塞轆轆饑腸的辛酸日夜。那匍匐在地、在旱風如刀中依然倔強伸展的薯藤，正是惠安人在艱難歲月裏頑強求生的真實寫照。

　　有趣的是，番薯雖以塊莖果腹，卻並非毫無姿色。冬日蕭索的田埂邊，它會悄然綻放出淡紫色的小喇叭花，羞怯而堅韌。這小小的薯花，在農人眼中是灰暗裏的一點慰藉，在孩童心裏卻是難得的野趣。我們跑到薯田，摘下花朵，含住花柄吸吮那一點點清甜的汁液，或者別在發梢、串成花鏈。那跳躍在寒風中的點點淡紫，是貧瘠童年裏一抹珍貴的亮色，也是嬉鬧玩耍的溫暖牽記。

　　鬥轉星移，饑饉的陰雲終於散去。番薯卸下了沉重的“救荒”使命，卻從未離開惠安人的餐桌與生活。它褪去粗糲，在灶膛熾熱的烘烤下，升華出裹挾著原始焦香的“烤地瓜”，成為冬日裏最溫暖的慰藉；是母親巧手烹制的“攪薯粉”(薯粉芡)、“地瓜粉團”，滑嫩Q彈，湯鮮味美；連昔日充饑的地瓜葉，也因其健康價值，翻身成了席上的時令珍蔬。奇怪的是，當山珍海味漸漸麻木了味蕾，這些源於苦難、帶著煙火氣的番薯滋味，反而成了遊子心中最頑固的鄉愁，成了節慶時最想念的“古早味”。離鄉越久，那灶膛裏飄出的薯香，便愈是在心頭縈繞不去，那是刻在骨子裏的味覺密碼，連接著土地與血脈。

　　然而，行走在今日惠安的田野，那曾經點綴冬日的淡紫薯花，已蹤跡難覓。現代化的耕作追求效率與產量，土地被規整劃一，轟鳴的機械替代了彎腰的身影，高產的薯苗在化肥催育下，只知埋頭向下結出碩大的塊莖，再不肯“浪費”精力抬頭開花。薯花，連同那個緩慢、艱辛卻也充滿泥土氣息的舊時光，似乎一同隱入了曆史的塵煙。

　　但我知道，它並未真正消失。如同那位冒死將薯種從呂宋帶回的陳振龍先賢，他的名字或許已被時光模糊，但他帶來的生機早已融入這片土地的血脈。番薯，這源自菲律賓的生命饋贈，早已超越了簡單的作物意義。它是惠安人世代賴以生存的“天糧”，是苦難歲月裏的救命恩人，是童年記憶裏混雜著泥土清甜與生活苦澀的滋味，更是如今身在異鄉時，魂牽夢繞的鄉愁載體。它卑微卻偉大，沉默卻堅韌，用它深紮土地的根須，無聲地訴說著惠安人與命運抗爭的故事，也悄然維系著中菲之間這段古老而充滿生機的緣分。

　　這深埋地下的塊莖，和那曾經頑強綻放又悄然隱去的薯花，早已化作一種精神圖騰，深深烙印在每一個惠安遊子的靈魂深處。無論我們漂泊何方，那來自土地深處的、帶著番薯清香的堅韌與頑強，總會在血脈裏隱隱搏動，提醒我們來自何方。這跨越海洋、紮根泥土的薯藤，早已綿延千裏，一端連著惠安的祖輩墳塋，一端系著我們這些在異鄉回望的遊子胸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