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读丨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滥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6月3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由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主要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旨在推动各方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日益突出的全球海洋治理挑战，《公约》在适用过程中面临怎样的困境？为何说“南海仲裁案”是滥用《公约》制度、恶意曲解《公约》条款的典型案例？加入《公约》30年来，中国海洋法治体系取得了哪些发展？

　　为此，南海之声采访了中国海洋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海文，《报告》牵头人、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罗刚，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成员、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进行分析解读。

　　南海之声：《报告》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同其它国际条约一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海文：《公约》的局限是客观存在的，主要源于时代认知局限与多边条约的天然属性，并非制度设计缺陷，而且需要肯定的是《公约》在诞生之初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公约》缔结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当时海洋科研水平、人类认知能力制约，诸多新兴海洋问题未被覆盖。例如，在《公约》谈判阶段，人类尚未普遍认知深海生物基因资源价值，使得《公约》仅规范海底矿产资源，未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下广泛应用的无人海洋装备、新型海洋活动等，更是当年无法预判的新领域。另一方面，《公约》为达成协商一致，对诸多争议问题采取模糊化处理、留白式立法，部分核心概念未作明确定义。比如海洋科学研究制度未界定核心定义；无害通过权条款针对的是“所有国家的船舶”，而不是“所有船舶”，回避了军舰的争议问题，为各国差异化解释留下空间。即便如此，《公约》仍极具前瞻性，在《公约》第12部分专门设立海洋环境保护制度，率先搭建起全球海洋生态保护的制度框架。

　　苏拉布·古普塔：《公约》有些条款含糊得令人不安，而国际法学界对其中部分条款的解释分歧，至今也未能弥合。此外，国际法学界还有一种倾向，每当遇到容易引发对立的条款，或是触及主权相关问题的条款，学者们在作出评判时往往会退回到各自的国家立场或文明立场上去。遗憾的是，这就给某些善于投机的海洋法法庭的法官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他们得以在裁决过程中，对一些敏感主权问题的海洋权利议题强行植入极端解释。

　　南海之声：《公约》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但在实施过程中持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当前，削弱《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苏拉布·古普塔：身为世界头号海洋强国的美国，至今游离于《公约》框架之外，也不受其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这恐怕是最大的败笔。其次，《公约》缺乏一种正式机制，让各国得以通过法定多数对其中一些有争议的条款作出权威解释，而不是把解释权完全交给海洋法的司法机构。

　　张海文：当前最主要的影响并非《公约》自身局限，而是个别国家单边霸权主义对多边海洋规则的肆意破坏，严重漠视《公约》第300条明确规定的善意履约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公约》并非僵化的静态规则，而是与时俱进、持续完善的法律框架，后续仍需各方诚意且善意地履行和守护《公约》。

　　罗刚：值得注意的是，《公约》条款的内在模糊性被部分国家刻意利用，成为曲解规则、滥用争端解决程序的突破口。尤其是个别国家借解释、适用《公约》之名，变相创设“新规则”，偏离《公约》立法初衷与发展轨道。

　　南海之声：在日前举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6次缔约国会议期间，有个别国家和媒体再次借机炒作“南海仲裁案”，甚至将其包装为所谓“践行《公约》和国际法”的典型。在您看来，“南海仲裁案裁决”是否与《公约》具体条款存在实质联系？

　　罗刚：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公约》第121条第3款关键术语缺失清晰定义、主观性强、充满不确定性，解释适用难度极大。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罗伯特·科尔布曾将这一条款的解释问题形象比作“潘多拉魔盒”，并预言“魔盒”一旦开启，必将引发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在“南海仲裁案”中，《公约》第121条第3款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条款，如何对它解释，决定了“仲裁庭”能否拥有管辖权。“仲裁庭”为了扫清管辖权障碍，强行开启了“魔盒”。这一做法招致了国际法学界的批评，国际法院前任院长吉洛姆法官、法国知名法学教授艾森曼均指出，“南海仲裁案裁决”对《公约》第121条第3款作出了极其脆弱的解释，不仅片面解读立法准备文件，还掩盖了许多国家对该条款的反对意见。这种对妥协性条款的极端牵强解读，严重损害了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与权威性。因此，“南海仲裁案”并非“践行《公约》和国际法”，恰恰相反，它是滥用《公约》程序、曲解《公约》条款的典型案例。

　　张海文：“南海仲裁案”由菲律宾单边恶意提起仲裁，“仲裁庭”刻意背离条约解释的法理规则与谈判历史，带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导向性，刻意肢解、贬低中国南沙群岛的法律地位，实质是借解释规则之名行司法造法之实，彻底打破了《公约》的利益平衡，这也是国际法学界普遍对该“裁决”提出严厉批评的原因。

　　南海之声：2026年是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30年来，中国的海洋法治体系取得哪些发展？

　　张海文：这30年是中国海洋法治建设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发展动力源于国内发展与国际履约双重驱动。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海洋事业快速发展，各类用海活动、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资源开发等实践需要法治化规范。另一方面，由于《公约》不能直接适用国内法律体系，必须通过国内立法转化落地，既将《公约》赋予我国的海洋权益制度化，也通过完善国内法律体系，全面履行《公约》项下的各项义务。

　　罗刚：30年来，中国始终是《公约》的忠实履约者、积极建设者和重要贡献者，实现了国内海洋法治体系的系统化完善。在立法方面，中国在《公约》生效前后，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全面对接《公约》确立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对接了《公约》国际海底治理规则，多次通过修订和修正，不断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并最后完成法典化升级，落实了《公约》提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在执法与司法层面，中国持续强化海上综合执法、规范专项执法行动，稳定海上秩序、守护海洋生态与资源，同时健全海事司法体系，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维护中外主体合法权益，全面践行《公约》宗旨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