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母親葉蓁蓁女士百歲誕辰和父親蘇元川先生百歲慶生之際，我靜靜地追思父母在我身上留下的什麼樣的“烙印”，我又繼承了什麼？
我母親1920年5月出生於馬尼拉，外公葉天送是菲華翹楚葉清池的長孫，曾就讀葉清池倡辦的我市首個大專院校同文書院，受聘菲華木材大王李清泉創辦的中興銀行廈門分行任總經理。
我外婆祖籍南安官橋，是著名菲僑蔡淺(資深)的第四女兒，我舅舅葉克強身高185cm，是著名菲華籃球名將，我身高187cm，我弟身高183cm，我們三人都是遺傳蔡氏家族的身材高大。母親高中是一個人去香港讀真光女中，真光是一所英文中學，她為了惡補英語每天要背二百英文單詞，把胃都搞壞了。去上海聖約翰讀大學期間，日本鬼子來了，上海淪落，菲律賓匯款寄不來了，媽媽就去兼職做家教賺錢補貼生活費，她是高材生，四年的課程，她三年半就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了。其深厚的功底，成為她往後幾十年中不斷變換工作的保障。母親的業余愛好有彈鋼琴、排球和網球，我繼承了父母的“體育基因”，最終體育成了我的事業。
初二時，我已經長到1.8米以上，學校開運動會，母親給我做了件運動短褲，我很興奮，但卻鬧個笑話，我頭一天就早早穿上，第二參加800米長跑，走開一馬當先，可最後是捂著肚子跑完，原來是褲子松緊帶太緊，造成肚子漲氣，不過也首次站到領獎台，得個丙組鉛球第四。那年，八一游泳隊來廈招兵，我的身材條件和水中姿態合格，父母也支持，可惜後來因海外關系，政審不合格，但體育的萌芽己在心裡出土，後來，我參加籃球和足球訓練，一路走上奧林匹克之路。
母親在家是賢妻良母，在外是良師益友。對待子女言傳身教，“一碗水端平”，學習上嚴格要求，生活上百般照顧。妹妹鍾寧六歲時，母親就讓她自已種絲瓜，每天自已要澆水觀察什麼時候開花，開幾朵，雌性花要人工授粉，開花後幾天可以收割，一條瓜有多重，一株瓜一共收108條，什麼時候施肥等等全部記錄下來，從小學習觀察分析能力，記錄整理筆記等，她深深地感到：從小學習的態度和能力的培養，對她的人生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七十年代初，我母親可以出國到菲律賓探親，和離別二十多年的親人團聚，可她每次出國，在馬尼拉停留時間很短，總是顧念廈門這個家，迫不及待、不辭辛苦地為這個家充當“運輸大隊長”，每次返廈都帶回不少生活用品；八十年代初，我女兒出生三個月後，就搬離李家莊，母親總會在周末，帶點水果或點心來探望孫女，並且每個月給幾十元的營養補貼；92年我參奧運會郵展後，從西班牙返回途中，患帶狀皰疹，返廈後住第一醫院，母親當時己身患癌症，仍然隔三差五地從鼓浪嶼來探我，時而送來涼茶等；她考慮到子女中，只有我一人沒有出國學習、工作和生活，當時月工資只有幾百元，她生前就遺囑把五萬元人民幣留給我，這寶貴的財產繼承，讓我購得起政府分配的統建房，後來，房子轉讓，讓我獲得經濟起飛的第一桶金。
母親在師生中也有很好的口碑，她是個“全能教師”，大學畢業後在毓德女中代過課；“掃盲時期”任過教，僅在二中期間，就教過生物、數學和英語，有十分敬業精神，單從每天上下班就能看出，她總是抱著一大捆作業簿或考卷，拖著步履蹣跚的腳步，來回於校門和家門之間，她不會比別人少布置作業，也從不會沒批改作業，幾十年兢兢兢業業地從事教育事業；她秉承了葉家的樂善好施之德，禮讓好客之風，她對貧困的學生常予經濟上的幫助；對學習優良者總是及時給予激勵；對調皮的學生給予思想上的引領。父母同是二中教師，老教師中孫安達語文組長和一中教導處葉紱麒主任夫婦、呂良德英語老師(我們喜歡按他叫小孩的手勢暱稱他“不動”)夫婦，葉貽寬和林梅英老師夫婦，陳占湘老師夫婦，顏譯其老師(“顏總理”)、王秀懷等老師，年輕教師殷承典老師，傅孫頤和黃碧茜老師夫婦、林蓮芳老師、鄭南輝等老師，都是我家常客，父母總是以茶點待客，這時也是我們小孩高興的時刻，即有吃有喝，還能聽大人聊天。他們有時是來茶聊，有時是拜訪；有的是來集體備課，還有的是來請我父母當“紅娘”…… 許一心學友和球友的母親王雙游也是我父母同事，他父親許祖義先生曾任廈門市副市長，他爺爺許卓然和我爺爺蘇天賜同是泉州同盟會創始人，我們也算世交。小時候，有一年夏天，他家把廈門市李文陵市長的三位“千金”，推薦到我家度暑假，說明了我家的教育和生活環境被認可，後來，市長夫人蘇群部長成了父母的好朋友。八十年代時，外公己去世，母親把外公留下一點股票捐給日光幼兒園建一座幼兒游泳池。按文革當時的“理”說，母親絕對是“裡通國外”、“千金小姐”，可是，她人緣好，沒有被師生批斗。
聰明賢慧的母親，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晚年抑郁成疾，上帝就在她73歲時幫她解脫，安息主懷。親朋、學生們送來的花籃、花圈，二排密密地排了五、六十米長，出殯那時，突然天降暴雨，人們說：老天也在哀悼這位慈母良師。
父親1921年農歷六月三十出生在鼓浪嶼。爺爺蘇天賜祖籍同安蘆山，是同盟會泉州分會財務股長，國民黨分裂後離黨，三十年代時，到鼓浪嶼行醫，曾任過三屆的工部局衛生委員，解放前返回泉州定居，也是位名醫。父親也算是個“干部子弟”吧，小時候調皮的他，受到父親嚴厲的管教，養成他倔強性格和逆反精神；我們四個子女中最調皮的是我，我同樣被沿襲了蘇家嚴厲的“管教”，也形成了倔強的性格和逆反精神。父親在泉州培元中學讀書時，和香港議員黃保欣先生，抗日戰士、地質專家、省僑聯委員王忠詩先生(他有百年傳奇身世，去年逝世)是摯友；在鼓浪嶼就讀英華中學時，是校足球隊的驍將和合唱團的知音。中學畢業後投考福建協和大學園藝系(福建農學院前身)，後來拜師著名的農藝專家李來榮教授。1947年與我母親葉蓁蓁結婚，得一子蘇鍾人(我大哥)。父母結婚後，父親就在中興銀行任職，因李家欠職工錢，我家就搬進李清泉的李家莊(漳州路38號)抵債。
1949年6月，我就在李家莊二樓出生。解放前，外公全家隨中興銀行撤回馬尼拉，只有我母親一人留在廈門。父母在家院子建三間雞捨，創辦養雞場，引進優良種雞、孵蛋機等先進設備和飼養方法，我家的經濟來源依靠出售種雞蛋，父親的綽號“紅雞蘇”因此而得名，而鼓浪嶼的原住民更是無人不曉，不過，他不喜歡別人叫他綽號，有次，他聽見隔壁學校有學生在喊“紅雞蘇”，立刻翻牆過去，凶悍地追趕呼喊者，讓其嚇得不知所措。弟妹陸續出生，單靠養雞，經濟上仍是入不敷出，我媽的一些嫁妝陸續被當出，母親的鋼琴也沒了；不過，父親仍可繼續他的業余愛好踢足球，我記得有一次父親和世豪叔(殷承典老師的二姐夫)去中山公園參加足球賽，還帶我和哥哥同去，過後，又買了一雙新的足球釘鞋，可惜還沒能穿上就患腎炎。父親曾風趣地說：我這輩子得過很多病，腎炎、胃割除三分之二、肺炎、心髒病、癌症，就是沒有肝(閩南語肝與官同音)病，寓意：他不會當官。他那剛直不阿，不會阿諛逢迎、拍馬屁注定當不了官，這點我和他如此相似。
1952年父親進入廈門二中任生物老師，一直到文革前，他是個一專多能(農、工、商)的人才，他執教畢業班時，二中高考生物科成績一直名列全省前茅；在五十年代中期，受市裡委派到海南島引種亞熱帶植物，西番蓮(現稱百香果)、咖啡等就是當時引種到我市的，並在我家也成功種植；在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他為學校辦養雞場、養兔場和海滄鰲冠農場，讓學生有課余的社會實踐基地，又為學校創收。父母把家裡養的多種種雞，全部交給學校，以一斤種雞換回一斤老雞、病雞為條件。母親也夫唱婦隨，前往山東培訓、采購、押送種兔，在二中後山辦起養兔場，母親不怕苦、不怕累，起早摸黑地與學生們一同實踐，師生們共同留下不少美好回憶；農場裡的海蠣養殖更讓師生們流漣忘返，特別是那“黑耳”蠔收獲的季節。記得我上初一的那年秋天，父母親和哥哥都到學校農場勞動一星期，我要自個帶弟妹，在空蕩的李家莊二樓，每天晚上八、九時左右，我們手持乒乓球拍做為“武器”，從室內來到門口給前來陪伴的二中蘇國盛生物老師開門，每晚是那麼“驚心動魄”，但這都是父母給我們的鍛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