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鍛煉”，父母對我們的素質教育讓我們終生受益。我們的家庭條件還算不錯，但父母從不對我們驕生慣養，而是十分重視培養勞動習慣、自立能力和業余愛好等。我從幼兒園開始，就在家養花種菜，我在花盆種的西紅柿掛果累累，最大一顆十兩(當時是十六兩制)，和另一盆豆莢滿滿的荷蘭豆同時被送到在文化宮舉辦的市農業展覽會展出；小時候，李來榮教授也常來家裡，會給我們帶來芘麻蠶和“二四滴”激素藥水等，我會常圍坐長輩們間聆聽園藝趣事；我喜歡隨父親走街串巷，島上哪裡有鱷梨(牛油果)、菠蘿蜜、蓮霧、薄殼核桃、人心果、金邊仙桃、樹葡萄、番荔枝、番石榴等，我都可如數家珍。
我們采摘了內厝沃一別墅內的一株燈泡型油梨，取其種子，在父親的指導下栽種，等待八年後終於結果，因母株邊還有一株圓型果(較大)，花粉相互傳播原因，我家這棵有時也會長出一斤多重的圓果，高產時，年產三、四百粒，樹高長到三、四層樓高，可謂“廈門油梨王”，當年亞熱帶引種場曾以2斤水果換一粒種子，我們連續幾年換得幾百斤水果，也可以說此樹也是“廈門油梨之母”，可惜98年大台風，這株四十多年的大樹被吹倒了。母親在院子裡種的瓢瓜猶如大腿粗，小學期間，我們在院子裡種上各種果蔬，有水密桃、葡萄、木瓜、香蕉、番荔枝、番石榴、西番蓮、咖啡(我還能焙炒咖啡)、甜玉米、地瓜、牛皮萊、絲瓜等，有一年春節初三，父親指導我們兄弟二人移栽一棵薄殼核桃，他把手扶在樹干上，哥哥在挖土時不小心把鋤頭碰到牆上，彈回樹干把父親的食指砍傷，從此，他的食指就永遠半彎曲。我們還在院子裡養雞，在陽台上養兔子。
最為得意是，我種的木瓜，其中一株長了兩顆，一顆十三斤(見照片)，另一顆十一斤，靠的是充足的肥料(雞糞)。有一段時期，我們弟兄三人的勞動分工是：哥哥(己上初中)挑水、換煤磚等；我(小學五、六年級)負責養雞、種菜等；弟弟(小學二、三年級)負責到食堂買飯和洗碗。記得有年暑假他貪玩，沒按時完成作業，開學前，趕緊補日記，千篇一律的：今天我洗碗，洗得很高興。不過，這是確確實實的寫照。我妹妹當時還小，1969年3月8日，父母同時送我們三兄弟首批上山下鄉，以後的家務事就妹妹全包了。
十二歲那年，小學五年級上學期，課余時間，我跟隨班主任張純青老師在學校邊開墾的菜地種菜，或許我們用的都是臭水溝的積水，很髒，我不幸被傳染腦膜炎，但在父母的精心照料和第二醫院廖永廉主任醫生的精准治療下，我奇跡般的康復，而且沒留下後遺症，是他(她)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生難忘。五年級下學期，我在家休學，但沒閒著，我養了十幾只火雞，火雞的食量很大，我每天要切很多菜養雞。二中的一位工友“良阿”身體不很好，我媽會幫他買藥，他常送自己捕的魚給我們，他會教我殺魚，煎魚，打春餅皮，炸油條等，還有絕活烤火雞(實際上是油炸)，我可以獨立操作烤十三斤重的火雞，與家人分享。
十年浩劫期間，我們家分崩離析，雖然沒被抄家，但是，我和哥兩個不懂事孩子受“極左”思潮影響，自己在家裡“破四舊”，我們把外公的成套“百科全書”、葉家祖傳的字畫、高祖葉清池的清朝官服、鍍金座鍾等上繳學校，雖然，父母對我們給予容忍，不予追究，但我至今仍很愧疚。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當時為何會把外公留給母親的美國三十年代發行的“世界各國郵票”貼本，以及母親解放前的集郵品，偷偷地藏在我的櫥櫃裡，裡面可是有不少“封、資、修和反動”的內容，當初自己抄家就是怕被紅衛兵抄家落下口實，或許是因為郵票的美讓我不顧一切；或許是我骨子裡就遺傳著葉家的集郵基因，它是我後來“鍥而不捨”地搞體育集郵的成功之源。我父母還主動把外公在興化路1號的房產交出，此房占地千平方米，建築面積600平方米，解放後被征用，月租金14元多用來抵租我家李家莊二樓一層的租金，因房改，李家莊租金提高到29元多，興化路1號租金才隨之提高。
當時，父親一個小小的生物教研組組長，一下子變成“反動技術權威”，被批斗，送進“牛棚”，每天清晨要和其他“牛鬼蛇神”拖著糞車上街收集糞便，可他樂觀的性格使他仍然有說有笑，他總是拖車頭，從我們家門口漳州路的斜坡呼嘯而下，無不讓人佩服。隨著文革深入，派性發作，我和家人爭吵，1967年元旦，我偷偷地離家出走，到有二中校友楊易同學等駐守的鋼廠據點，因那裡有免費食宿，沒幾天，1日5日晚，大規模武斗發生，校友楊易被炸死，我躲在房子裡，也被跳彈打中脖子(離動脈很近)，一直到清晨，接到撤退命令，我在槍林彈雨中跑了幾百米，才回到安全區域，而後被送進第一醫院。父母擯棄前嫌，趕來把我接回鼓浪嶼醫院，趕緊請外科溫紹傑主任把彈片從肩上取出，精心照顧我到傷愈出院。
常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後福”該是這家又“復合”了。可是這次大團圓的時間不長，1969年3月8日，我隨一中學生插隊上杭古田公社，哥哥和弟弟一起隨二中學生插隊永定堂堡公社，這不僅是我們兄弟的自願，也是父母響應政府號召的決定。接下來就是他們省吃儉用，為我們儲備糧票，曬制“干部魚”(巴浪魚)，炒制“面茶”等物質准備和輸送，每當我收到一份“干糧”，心裡就有一股“家的溫暖”。
從“牛棚”解放後，學校就派父親籌辦酒精廠(校辦廠)，後來，又籌建教職工宿，可自己也沒有要求分一套。父親退休後，受街道辦聘任當海濤百貨商店經理，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把商店辦得風聲水起，在鼓浪嶼小有名氣，幾年後，他辭職了。因為父親有廣泛人際關系和口才，學校校友會吸納了他，他又開始奔走在香港和菲律賓英華毓二中校友間，為學校教育事業籌款，他動員了好友香港議員黃保欣(其夫人是毓德女中校友)捐建了“保欣樓”，在此期間，他接觸了菲僑周宗典先生和在港的吳建德、林佳良先生等原二中足球隊的校友，1988年，共同創辦了“英友校友足球元老俱樂部”，隸屬校友會，父親被推舉為理事長(現在是終身理事長)。
從此，這些二中退役的球員和足球愛好者，從此每周有了一次聚集健身的好去處，我在九十年代期間也加入其中。俱樂部還常與國內外元老隊交流，經常派隊出訪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等地，進行體育交流，所到之處，我無不受到當地英華毓德二中校友和華僑熱烈歡迎，我也曾隨團訪問過上述多地。父親一直倡導“以球會友、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在指導比賽中，經常審時度勢看待比分，常得到對手的歡迎和尊重。多年來，校友隊也是二中校隊的最好陪練，為其取得好成績有不可忽視的功勞。在英華足球俱樂部的經歷，是父親晚年的一段美好回憶。
父親的做事風格和行走姿態是如此的“彪悍”，到了92歲生病住院前，每個工作日仍然趕往廈門炒股，有時會小跑趕輪渡，有次船剛離岸，他趕緊跳上去，我稱他“坐飛船”；他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得心應手，都是“悍將”；他對我的“管教”也很“凶悍”，在我眼中，他就是位“悍父”，當然，在其他子孫眼裡，應該還有“嚴父”、“慈父”、“親爺爺”等另一面；在有些學生眼裡或許還有“風流倜儻”、“以牌會友”等印象。
從追述、反省和感悟中，我得到自慰，從上山下鄉的磨練到走上礦工工作崗位，從兵團打籃球再部隊踢足球，從以工代干到轉中級籃球教練，先進修再函授學習取得大專文憑，從體育總會到轉正公務員，退休後自辦家庭旅館、建農莊等，一步一個腳印，農、工、兵、學、干部、商等行業都實踐了，多年來耳聞目濡長輩們的各種優良品質得到深刻解讀和不同程度地傳承，在我的人生奮斗中影射出“家庭的烙印”，也閃放出自己的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