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信巫尚鬼
正因為是漢越融合族群的後裔,大多閩南人依然保留著一些古越人的思想與生活習性。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閩南人的髒話像標點符號一樣多(像台灣的許多政客就有這種愛好,這種愛好可以說是嗜痂之癖),幾乎是出口成髒,且非常習慣於用生殖器官來表達情緒。這種語言上的原始性,遠遠超過了北方,反映了閩南人曾有性意識比較開放的“童年”,現在覺得“髒”,不等於過去覺得“髒”,這有點像日本文化,現在的日本文化同樣保留了較多的性內容。關於生殖崇拜,這裡,不妨提提泉州市區的“石筍”文化。去過泉州市區的人都知道,有一座巨型“石筍”如塔立於江邊,彷彿有無限的神力,江因此稱為筍江,橋因此稱為筍江橋,路因此稱為筍江路,公園因此稱為筍江公園。其他各類神神秘秘的男祖女陰石刻文化更是在閩南各地尋常可見。
以上只是隨手舉個例子。閩南人擁有極為驚人的複雜信仰體系,主流信仰與非主流信仰和樂共生,從原始巫術到宗教、民間信仰,古今中外,萬物有靈,無神不供,無教不信。清代道光年間,《廈門志》總纂周凱曾在風俗記一篇中對閩南人的宗教信仰有過經典的描述:“吳越好鬼,由來已久。近更惑於釋、道。一禿也,而師之、父之;一尼也,而姑之、母之。於是邪怪交作,石獅無言而稱爺,大樹無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風,猜神疑鬼……”
儒雅且講究中庸的中原儒家文化在閩南被積極抑或消極地抵制著,其典型的代表便是泉州反儒教思想家李贄。
三、歡喜就好
閩南人精明,有一個比精明更讓人欣賞的優點,那就是慷慨。不過這種慷慨卻不只是基於義,還基於利。閩南人絕對重義又重利。閩南人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而是“交相利”的利。他們非議一個人,大多不會出於道德教條,而是出於現實的利益。在閩南,做一個偽君子是很被鄙視的事情。閩南人大多是偽君子所厭惡的“功利之人”,以功利自榮,彼此之間惺惺相惜。你越功利,越有功利,人們就會越尊重你。因此,閩南是個非常具有商業潛力的黃金地帶。閩南人很難被純粹的政治意識形態所教化,他們的天然意識形態是商業意識形態。18世紀末,英國有個哲學家、經濟學家叫J。邊沁,他曾對功利思想進行總結、歸納,創立了對西方經濟學研究有巨大影響的功利主義。邊沁認為,人生本該尋樂,眾人皆應樂生。這種及時尋樂的功利主義思想,剛好就是閩南人“歡喜就好”的真實寫照,也是閩南人奮力拚搏的原動力。不為前世,不為來生,只為的是當下的快樂生活。閩南人所謂的“出頭天”,也就是出人頭地,其終極目的完全指向現實利益。“苛利國家生死與,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崇高政治追求,在閩南,只能是個案,決不會是主流。在這片功利主義的沃土上,只要管制稍微鬆弛,閩商就會風生水起。
四、尚義任俠
正如前述的,閩南人具有較為發達的商業意識形態。這種商業意識形態體現為國家意識不強、政治意識形態不強、忠誠意識不強。反之,宗族意識強、商業意識形態強,利益意識強。都是山高皇帝遠,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區別就在於:客家人有較強的國家意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客家人總是念念不忘於殿堂之事,念念不忘於北方之事。閩南人不一樣,閩南人心在江湖。中原紛紛紜紜的改朝換代對他們影響不大,他們更關心的是通向海洋的大門是不是敞開,經商的環境是不是通暢。當政治力量影響到他們的商業命脈時,他們便會揭竿而起,由思想抵抗過渡到暴力起義階段。故閩南人重“義氣”。“義”者,行正確之事。閩南人尚義任俠,富有激情。一位尚義任俠,富有激情的人如果沒有合適的地方發洩,往往會有悲情意識。這種悲情意識會讓他們在關鍵時候敢於吃“螃蟹”,敢於反抗外來的“壓迫”,敢於走自認為正確的道路。
翻開歷史的大書,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台灣或者閩南,閩南人的起義總是層出不窮,千年不息,像元末驚動多省的李志甫起義,明末清初的天地會起義,反抗國民黨統治的八閩第一槍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抗日的簡大獅,當時的上海《申報》曾稱其為中國最有志氣之人,其實應該是最有“義氣”的人。仁為儒之魂,義乃俠之氣。仁是執政牧民的理念,義是民間自衛的道理。閩南人的義氣重和閩南人長期自發維護商業生態有關。閩南人的商業生態和山行水宿的交通環境有關。這種遠離中原、面向大海的特殊交通環境,注定其海上商業必然發達,交換集市必然興旺。只要海波平靜,閩南人的商業觸角總是會伸得很遠,很遠。當國家打擊海上交易,採取閉關鎖國政策時,為維護閩南人的商業利益,海商組織往往會淪為海上勢力——“海盜”。非商則盜。無它,資源貧瘠,無商難活。
如果要繼續尋找閩南人的特質,顯然還會有很多,以上只是羅列了其中較為顯著的四點。此所謂的閩南人四大特質並非說非閩南人就不具備,只是說,閩南人更為明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