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藝： 當代菲華文學淺探（四） ——播種、萌芽時期（1888年-1974年）

　　五十年代中期，民族主義潮流發展到高峰，並被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將矛頭指向了長期以來對菲律濱經濟發展有巨大貢獻的華僑。結果，害人害己。

　　公元1957年，加西亞總統提出“菲律濱第一”的口號。誰能料到65年後，美國總統川普和拜登亦喊出同樣的口號，為害全球？

　　公元1962年，馬嘉帕加總統取消了外匯管制，實行自由貿易，企圖吸引外資，結果，事與願違，美國資本大量湧入，控制了菲國的經濟命脈，並造成通貨膨脹。

　　公元1965年，馬嘉帕加總統競選連任失敗。馬可斯上台。上任後的馬可斯總統一度扭轉急速下滑的經濟趨勢，並進行土地改革和“綠色革命”，解決了糧食危機。在外交政策上，馬可斯逐漸改變一面倒向美國的“國策”，開始與亞洲鄰國建立友好關係，包括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可是，因經濟危機重現，社會出現動蕩，菲律濱共産黨領導的武裝鬥爭再度興起，工農運動風潮日益高漲。

　　公元1972年9月21日，馬可斯總統宣佈“軍事管制”。全部華文報被關閉。菲政府實行教育菲化，限定華校教職員工需均為菲律濱公民，以及外僑學生不得超過全部生數的三分之一，和華文課程減縮至每週600分鐘。造成的惡果是：華文教育日益式微，華校由166家減至129家。

　　與此同時，馬可斯總統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於1973年，放寬華人申辦移民手續，使二千多名“逾期居留”的華人遊客取得“永久居留權”。及後，於1975年，再次頒佈行政令，允許獲得“永久居留權”的華僑申請入菲籍。徹底地解決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長期困擾華社的居留問題。當年這些“逾期居留”的華人遊客，因缺乏合法的居留身份，常受到不良執法人員，尤其是“透亞差”無休止的騷擾，“東躲西藏，居無定所，惶惶不可終日，做生意、尋職業、找對象，統統受礙，箇中的辛酸、惶恐、焦慮之情，非局外人及後人所能想象的。”(吳文煥語)。

　　至1970年，據施振民先生研究：居菲的華人已達六十萬，佔總人口(3659萬)的1.6%。其中，閩南人佔85%，廣東人及其他佔15%。

　　以上，我不厭其煩地講敘歷史，原因是：竊自以為，一部或一篇優秀的文學作品，必須能夠真實地反映出時代的精神和社會面貌；才能傳久至遠。固然“人性”、“愛情”、“親情”、“友情”和“鄉愁”是五大永恒的主題。

　　由公元1945年至1974年，據筆者個人不完全的統計，菲華社會最少出版了八十本文學作品集；知名的作家，有：伊靜軒、莊子明、施穎洲、莘人、蕭綠石、王羅綺、雲鶴、許多橋、朱一雄、葉蘊蓮、西洋、林泥水、黎銘、王直、洪學琛、亞薇、陳烈甫、莊藍田、紫茗、莊克昌、許希哲、蘇子、吳若、鄭衍蕃、杜埃、林啟祥等等。(詳況請參覽拙文《菲華文學作品集目錄》)。

　　我們不妨把1888年至1945年稱為“播種時期”；1946年至1974年，稱謂“萌芽時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