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忠： 從《范曾新傳》看范曾書畫的「衰年變法」（上）

　　書畫大師範曾，一直以來飽受爭議。那麼，如何為范曾寫傳，被“傳”成什麼樣子，顯然需要寫作者大費周章。楊青雲敏銳察覺到歷史趨變中的范曾，褪去籠罩在他身上的意識形態，從政治框架拉回到文學和思想研究的範疇。五易其稿，精心打磨終成《范曾新傳》。該書不同于與以往出版的《范曾》或《范曾傳》，重在一個“新”字。主要體現在結構的特獨上——既有縱向生命歷程的抒寫，又有橫向人生功業的闡述，還有縱橫交錯的對其人生況味的提煉和陳頌。

　　首先來看《范曾新傳》的《自序》。這是撰寫傳主范曾的亮眼部分。說白了這“亮眼部分”要有足夠的量級，無論是內容還是寫作技巧，有了量級支撐才有吸引眼球的東西。一方面，范曾本身是一個詩、書、畫皆能，又精通文、史、哲，還把他的“國學講座”搞得風生水起的通才。另一方面，以往對范曾與“范曾現象”多限于文化精英而未波及大眾研究的範疇，理所當然成為一種范曾熱“現象”特殊的文化符號。范曾提倡“回歸古典、回歸自然”，身體力行“以詩為魂、以書為骨”的美學原則，對中國畫的發展厥功至鉅，開創了“新古典主義”藝術的先河。有二十四字自評：癡于繪畫，能書，偶為辭章，頗抒己懷；好讀書史，略通古今之變。那麼，在《范曾新傳》中作家是如何通過“范曾熱現象”來闡述范曾在書畫界地位？這裏我們逐漸揭開《范曾新傳》神秘面紗的破與立。

　　其實，破與立是辯證的統一，“立”就是正面提出和論證自己的觀點，“破”就是反駁和批判錯誤的觀點。而《范曾新傳》在以正面立論的表述中，則需立中寓破，即在闡述正面觀點的同時結合范曾的精神結構和書畫理論的精神特徵及兩者關係作為出發點，勾勒出一個矛盾立體的范曾形象，並且更是有意強化一種不確定性和多義性。尤其是此在的“破”與彼在的“立”，二者概念不謀而合。“破”喻旨此時此地，和“立”的存在，是一個正在進行著的過程。這兩個詞共同構成了存在于範學有道一條時隱時現的“紅線”。而正是這一特別的“紅線”，潛入文本藝術深處，打開了“範學”蟄伏可能性發展的某些內涵。作為“範學有道”存在的“行動”，在《范曾新傳》中時常表現為帶有侵略性和破壞感“進入”的明得失、述心得。或以意得，或以形求，皆以“傳”而記其真見，得其真“道”，所涉之廣，所得之深，非泛泛學“道”所可擬肖。作者一次次“進入”的“姿勢”，打破了現實和夢境的邊界，分別從精神文化層面上建構了“書畫巨匠”和“當代大儒”的“詩魂書骨”，同時亦不乏對其美學成分的條分縷析。

　　由《范曾新傳》可見，范曾繪畫始終沒有特別明確的畫學概念，而是有意留下懸念，讓讀者自己猜想，開拓聯想空間的第三思維。這樣就“破”了古典內涵的不確定性和多義性。使古典內涵的“畫型”獲得現代內涵，從而煥然一新，但又依然具有濃郁的古雅意味。通過水墨語言的演繹，內證范曾畫學格局中的心理空間和文化內涵，並以此探討和拓展了只屬於范曾畫學的精神圭臬。令中國畫以墨為體，以水為用。范曾不斷嘗試接近老子思想中的“道”，又把“道”反覆融入畫作與生命裏，百餘幅《老子出關》，濃墨重彩。墨是混沌萬象，線是思接千古，再現了老子神韻。范曾認為：“一個藝術家，如果不斷地變來變去，是不自信的表現。但我也不是一味抱殘守缺，一成不變。我是在不變中求變，經年累月地堅持一種風格，就會發生不自覺的變化。”把指明與之對立的觀點，以《錦文掇英》的書法神話編織出范曾駕駛“新古典主義”藝術先河的破中有立，也就是在對假冒范曾書畫市場進行批評、揭露或辯論的同時，還需指明正確的應當是什麼，應當提倡什麼，應當怎樣去做。

　　在《范曾新傳》25章“衰年變法”中，作者運用傳統概念的對比法闡明了范曾衰年變法具有的學術負荷，使我們在閱讀《范曾新傳》時感受到范曾在80歲之後，繪畫的人物畫多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寫意之變，即是刪繁就簡的凝練與高雅，更是質樸與藏巧于拙的似與不似。范曾的白描如行雲流水，變化無窮豐富，有視覺震撼力。寫意畫相對于范曾的白描，多是粗放簡練的筆墨，畫出人物的形神，鑄造出線條的鋼筋鐵骨，並具有一種沉沉的厚重感，擁有一種自由寫意的率真就顯得自由而率性。范曾從現代到傳統，從傳統又回到新古典主義呈現出昂揚向上和柔韌壯美的兼工帶寫，體現了范曾並不是以形托神，以形傳神，而是以歪打正著的變通法則溶入其本根本真、樸素、清純、渾一、空無又空靈中。“信是當風吳道子，古燈如月我高擎”。每個畫家都有自己的追求與推崇，和自己的作品如何更呈現出文化化。從《老子出關》來看，凝重而流暢的書法線條，成熟的書法風格促成了變法繪畫的傳神寫意，作品十分切合范曾性格特徵的勾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