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龍：義：構築秩序的基石

　　《說文解字》釋“義”為“己之威儀也”。墨家認為“義者，正也”，孔子則以“義以為質”教導君子立身。從歷史角度看，“義”如同文明血脈中的基因，在解構與重構中始終維繫著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

　　“義”是社會秩序的倫理根基。《周禮》構建的典章制度，本質上是“義”的具象化。從宗廟祭祀的鼎簋之數，到車馬服飾的形制規格，都是“義以分則和”的實踐。季劄掛劍的典故展現了這種倫理秩序。季劄出使路過徐國，徐君愛慕他的劍，但季劄因使命未完成不便相贈。等他完成使命再經徐國時，徐君已去世，季劄便將劍掛在徐君墓樹上離去。旁人不解，季劄說：“我心中已答應他，怎能因他去世就違背心意？”這種心許之諾雖無契約，卻因“義”的內在約束，成為超越生死的信約。這種源於內心的道德自覺，正是周代宗法社會得以運轉的精神紐帶。

　　墨家“兼相愛，交相利”的主張，是對“義”的另一種詮釋。墨子看到春秋戰國時期“強執弱、眾劫寡”的亂象，提出“義”是“天下之良寶”，認為“義可以利人”。秦國商鞅變法是這種思想的激進實踐。商鞅“徙木立信”，以“信”立“義”，使“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理念深入人心。百姓意識到“耕戰”能帶來公平回報，舊的貴族政治秩序便悄然瓦解，新的軍功爵制秩序得以建立。可見，“義”不僅是維繫傳統秩序的紐帶，更是打破舊秩序、構建新平衡的動力源。

　　“義”是制度正義的價值源頭。子產鑄刑書，把法律條文公之於眾，被叔向批評為“棄禮征書”，但這其實是“義”從倫理層面向制度層面的跨越。當“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神秘主義被打破，“義”就獲得了具象化的載體——法律。漢代蕭何在《秦律》基礎上制定《九章律》，特別強調“德主刑輔”，把“義”的精神注入法律條文。比如漢代“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允許親屬間隱匿罪行，這正是“義”在家庭倫理中的制度體現。它既維護了社會基本單元的穩定，又避免了法律淪為冰冷的統治工具。

　　宋代蘇軾在徐州的作為，是“義”與制度互動的典範。元豐元年，黃河決口圍困徐州，蘇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率領軍民築堤抗洪。他一面援引《考工記》水利原理指揮搶險，一面以“守土有責”的擔當凝聚人心。朝廷發來“棄城保漕運”的密旨，蘇軾抗命不遵，直言“民為貴，社稷次之”。他把百姓生死置於制度教條之上，正是“義”對僵化制度的柔性修正。正如古人所說：“義者，宜也，斷決合宜”，制度的正義性，終究要以“義”的價值判斷為依歸。

　　“義”是個體行為的道德座標。在儒家思想中，“義”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孔子弟子子路“聞過則喜”，曾子“吾日三省吾身”，都是以“義”為鏡來審視自身行為。正統十四年，瓦剌大軍兵臨北京城下，於謙力排南遷之議，整軍備戰，擊退外敵。他深知“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大義。英宗復辟後，他坦然赴死，用生命詮釋了“義”的終極維度：當個體利益與群體秩序衝突時，毅然選擇後者，這是道德自覺的體現。

　　這種道德座標在現代社會並未褪色，反而在法治框架下獲得新的內涵。“感動中國”人物王繼才夫婦駐守開山島32年，用“島就是國土，守島就是守國”的信念詮釋新時代的“義”。他們的堅守沒有豪言壯語，卻在日復一日的平凡中構築起國家安全的微觀屏障。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這種以“義”為尺度的伸縮性，恰恰體現了中華文明特有的彈性秩序：既堅守核心價值，又保持現實適應性。

　　義如北斗，照臨人間秩序的萬裏蒼穹；義似薪火，在文明傳承中生生不息。如今，若人人以“義”為尺，制度以“義”為魂，社會便能在變遷中永葆安寧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