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田：誰在主導校園方向盤：書記與校長的角色衝突

　　近年來，圍繞學校管理“誰主沉浮”的討論屢屢進入公眾視野，“書記管方向、校長管業務”的模糊權責邊界，早已成為不少學校內部權力博弈的灰色地帶。從中小學到高校，從地方基層到知名高校，書記與校長之間的“權力之爭”，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國教育治理體制中體制與機制、權力與責任、政治與專業之間的深層張力。

　　近期某重點高校因人事任免問題出現“書記強壓校長”的新聞，一度登上熱搜，引發社會輿論對教育系統中“雙肩挑”制度、黨政分工與合署辦公模式的廣泛討論。那一問，最終指向核心命題：學校究竟誰說了算？

　　按照現行體制，高校及中小學校普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教育部對高校的管理規定明確提出，黨委書記“主持黨委全面工作”，負責學校的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和黨建方向，而校長則“負責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主抓教學、科研、人事、財務等日常事務。理論上看，這是黨政分工、相互協調的安排；但實踐中，權力往往不是涇渭分明的兩條線，而是交叉重疊的一個圈，既牽涉方向把握，又涉及資源配置。尤其在人事、招生、職稱、財務等敏感領域，書記與校長的職責邊界常常模糊不清，乃至暗流湧動，權力的手在幕後起舞，誰也不願完全退讓。

　　一些地方，書記主政、校長邊緣化；另一些地方，校長強勢、書記形同虛設。而在更多案例中，兩者“貌合神離”、各掌一權、相互制衡，看似穩定，實則牽一髮動全身，稍有誤差，便激起爭鬥。

　　不少人將學校內部矛盾簡化為“書記越權”或“校長專斷”。事實上，這種對立並不總是對錯分明，而常常是一種體制性張力下的必然結果。書記為何越位？從制度設計上講，黨委在學校中擔負領導責任，這是我國教育政治體制的基本原則之一。尤其在事關意識形態、安全穩定、教師思想導向等問題上，書記作為黨組織的“主心骨”，理應參與甚至主導決策。然而，這種“領導責任”一旦無限上綱、缺乏明確邊界，就容易變成對校長事務的插手與干預。

　　而部分校長在強調“行政權威”時，往往忽視了黨委領導的制度基礎，試圖“去政治化”，以“專業主義”為幌子排斥黨的組織領導，這同樣是制度誤讀的表現。在某些高校，有的校長利用學術權威主導人事安排、科研經費分配等，繞開組織程序，引發黨組織不滿和“奪權”反應。一句話，書記和校長權力失衡，不是簡單的個人矛盾，而是深植于制度結構與現實運行之間的錯位。

　　當書記和校長爭權時，受傷的往往是學校的管理效率與發展質量。一方面，權力鬥爭導致決策癱瘓。書記不同意、校長不敢推，校長想辦事、書記不批，部門之間互相觀望，重大事項一拖再拖，小到一份採購合同，大到一個科研項目，都卡在“內鬥”與扯皮中。另一方面，教師和學生也成了受害者。在這樣的環境下，誰“站隊”、誰“有靠山”、誰“聽誰話”成為衡量績效的隱性標準。學術生態被污染，基層教師無所適從，學生發展缺乏保障，學校陷入“看戲”狀態，原本以教育為本的校園，逐漸變成一個小型權力角鬥場。

　　而且，書記與校長之間的紛爭，往往不是表面所見的單純權力之爭，更裹挾著人情關係、派系鬥爭、資源再分配等深層因素，甚至與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的博弈密切相關。一旦矛盾激化，校內外輿論必然喧囂，最終干擾學校的正常秩序。

　　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國當前的學校治理結構是帶有明顯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安排。在強調“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的大背景下，黨委在學校中的“核心作用”必須得以體現。而與此同時，校長作為專業治理的主體，也理應有充分的自主權來保障教學科研的獨立性和效率。這就形成了一對制度“兩難”：既要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又要保障校長負責的專業性不弱化。如何“既堅持又發展”，是個現實考題。

　　一些高校探索了相對清晰的權責邊界劃分，比如建立“三重一大”事項集體決策制度(即重大決策、重要幹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和大額資金使用)，明確黨委討論決定範圍與校長執行權限；還有高校推行黨政聯席會議制度，形成書記與校長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治理機制。但這些制度落實如何，還得看執行力、透明度與監管機制是否到位。一個制度再完善，若無法阻止“書記親戚進人事、校長弟弟拿項目”，那終究只是紙上制度。

　　筆者認為，破解“書記校長之爭”的根本出路，不在于簡單地強化誰的權力，而在于提升學校治理的整體現代化水平。這首先意味著，權力運行必須制度化，而非靠人治。應進一步明確書記與校長的職責邊界，用制度劃清“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的分界線，並建立第三方機制進行有效監督，防止任何一方權力膨脹。

　　其次，必須提升治理的專業性與透明度。教育不是權力的遊戲場，而是人才的孕育地。治理方式不能再是“靠感覺”“看關係”“按資排輩”，而應走向數據治理、績效導向、規則優先。第三，需強化問責機制。無論書記還是校長，只要越權亂作為、權力尋租、干預正常管理，都應依法依規追責。一個不講規矩的書記，和一個胡作非為的校長，都是對學校發展的嚴重傷害。

　　回到題目本身，“學校管理誰說了算？”答案其實不在書記，也不在校長，而應是制度、規則與法治說了算。當書記不再以“權力”壓人，而是以黨性服人；當校長不再以“行政”控人，而是以專業服眾；當兩者都能在法治與制度軌道中各盡其責、協同配合，學校管理的“權力之爭”才有可能真正走向“權責清晰、合作共治”的良性局面。否則，“書記校長爭地盤、老師學生遭殃”將是無法終止的循環。願這一問題，終有破解之日，也願我們的教育生態，終有清朗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