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經濟覺醒、菲律濱即將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以及在全球碎片化中重申區域重要性

　　作者：安娜·馬林多格——黃(Anna Malindog-Uy)

　　2025年10月25日，東盟的外交部長與經濟部長齊聚吉隆坡，舉行首次聯合的東盟部長級會議。這場活動乍看之下似乎例行公事。然而，在“合作”與“韌性”的外交辭令背後，隱藏著一個可能定義東南亞未來十年的戰略訊息。會後發布的主席聲明，標誌著東盟一次靜默但果決的地緣經濟覺醒，它承認在日益分裂的全球格局中，政治、經濟與安全具有不可分割性。

　　東盟地緣經濟時代的黎明

　　數十年來，東盟外交一直圍繞著政治安全與經濟這兩大分開的支柱運作，一個聚焦和平穩定，另一個聚焦貿易發展。然而，吉隆坡會議打破了這種區隔模式。它明確承認經濟與安全的聯繫已變得密不可分，並且東盟必須在所有共同體支柱中“將區域經濟安全的概念主流化”。

　　這不僅是官僚術語。它標誌著典範的轉移：東盟現在將貿易中斷、科技脫鉤和供應鏈武器化的戰略風險視為安全問題，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實際上，以其研究發現指導此次會議的東盟地緣經濟工作組，已成為該集團在權力與繁榮交匯的湍流中航行的新戰略羅盤。

　　在後疫情時代，“地緣經濟”——使用經濟手段達成地緣政治目標——已成為權力的定義性語言。美國運用關稅和科技制裁；中國利用市場准入和基礎設施；歐盟則使用碳標準和供應鏈規則作為影響工具。長期以來謹慎行事、以共識為導向的東盟，現在發現自己不得不適應。

　　透過承認這一現實，東盟等於在宣告：如果經濟已成為競爭的舞台，那麼經濟治理也必須成為集體韌性的工具。

　　承受壓力的中心地位

　　該聲明也重申了東盟中心性、中立性與團結性——這是一個熟悉的詞組，如今帶著更深刻的緊迫性。在加劇的大國競爭中，東盟的中心地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印太地區已成擁擠的地緣政治舞台，四方安全對話、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美日菲防務協議、以及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等重疊框架爭奪影響力，同時中國在整個區域深化其一帶一路倡議的足跡。

　　透過重新主張“開放區域主義”，東盟正在劃定紅線，反對該區域分裂成對立的集團。它力求保持一個等距的橋樑，而非結盟的戰場。這種平衡行動十分微妙：雖然東盟重視與華盛頓和北京雙方的夥伴關係，但它決心確保沒有任何外部強權能主導該區域的議程。

　　聲明中強調“維護國際法”和“互利夥伴關係”，反映了東盟長期以來的外交基因。然而背景是嶄新的，世界正目睹全球規範持續受到侵蝕，從世界貿易組織的弱化到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回歸。在這種環境下，東盟對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的重申，既是防禦性的也是具遠見的，是在系統性混亂中對秩序的堅持。

　　菲律濱的領導時刻

　　這種前瞻性的姿態在菲律濱準備於2026年接任東盟輪值主席國之際，具有特別的份量。馬尼拉的領導力不僅將在南海的海事緊張中受到考驗，還將面臨在《東盟經濟共同體2026-2030計劃》下引導東盟度過下一個經濟整合週期的挑戰。

　　吉隆坡聲明呼籲將聯合部長級會議“制度化”為年度活動，這為菲律濱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倡導東盟經濟與安全架構之間的一致性。作為地緣政治競爭和經濟脆弱性的前線國家，菲律濱在推進此議程上具有獨特地位。預料小馬科斯領導下的菲律濱明年(2026年)的東盟輪值主席國任期，將遵循類似的戰略路線，以東盟中心性、中立性與團結性為基礎，作為引導該區域應對日益複雜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環境的指導原則。隨著主要大國加強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競爭，這些支柱對於維護東盟的凝聚力和戰略自主性至關重要。

　　在其主席國任內，菲律濱可以圍繞著從此聲明自然衍生的三個主題來鞏固其領導地位：

　　————經濟安全與供應鏈韌性：在全球重整中將東盟定位為可信賴的樞紐。

　　————透過東盟內部整合實現包容性增長：深化貿易和投資聯繫以減少外部依賴。

　　————戰略自主性與中心性：重申東盟作為多極化印太地區穩定力量的角色。

　　如果2026年在馬尼拉舉行的東盟峰會能將這些優先事項制度化，它將能鞏固該集團從一個被動反應的協會，轉型為一個具有戰略連貫性的共同體，一個能夠塑造而不僅僅是適應全球潮流的實體。

　　此外，如果小馬科斯能確保南海行為準則及相關事務的討論能絕緣於大國競爭和外部干擾，使行為準則進程免受大國競爭的零和邏輯影響，將有助於維護東盟作為誠實調解人的信譽，並避免使本已複雜敏感的海事爭端進一步複雜化。

　　貿易作為戰略，而不僅僅是商業

　　該聲明的另一個關鍵要點是東盟計劃升級《東盟貨品貿易協定》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這些舉措旨在使該區域絕緣於外部貿易衝擊。這些倡議不僅僅是關於降低關稅；它們是針對相互依存關係被武器化的戰略避險。

　　在一個取得半導體、關鍵礦物和綠色科技管道定義了權力的時代，東盟的區域內貿易和多元化夥伴關係可以作為經濟緩衝器。通過促進更大的東盟內部投資並增強其自身的供應鏈連接性，該區域減少了暴露於貿易戰和大國脫鉤政策的風險。

　　這也對菲律濱的國內議程產生了影響。馬尼拉對外部市場和海外匯款的過度依賴，使其易受全球動盪的影響。通過引領東盟的整合推進，菲律濱可以使其產業戰略與該區域的集體經濟安全目標保持一致——將區域合作轉變為國家韌性的倍增器。

　　制度成熟度與2045年願景

　　聲明中提及東盟2045年願景不僅僅是象徵性的。它代表了一份世代藍圖，設想一個具有韌性、創新、包容和永續的東盟共同體。將地緣經濟工作組的建議與即將推出的東盟經濟共同體戰略計劃聯繫起來，顯示了東盟內部日益增長的制度成熟度。

　　該集團的實力始終在於其透過共識(而非對抗)逐步適應的能力。然而2025年的世界需要更多的敏捷性。將聯合部長級會議設為一個永久性的年度峰會前機制，正是東盟所需的那種制度創新。它反映了一種理解，即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現在必須同步進行。

　　這樣的舉措也讓東盟在與外部強權和機構(從二十國集團到世界貿易組織)接觸時，擁有更強大的集體聲音。它使該區域能夠在全球治理中闡明自身的優先事項，無論是在數位貿易、氣候金融還是技術監管方面，而不是被動地接受規則。

　　駕馭碎片化的未來

　　最終，吉隆坡聲明提醒我們，東盟最大的優勢——其多元中的統一——也是其最大的考驗。該地區位於全球權力競爭的十字路口，也處於全球機會的中心。憑藉其總計超過4兆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和6.8億人口，東盟現在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然而，僅有規模並不能帶來影響力。關聯性才能。而東盟的關聯性取決於其作為一個有凝聚力、可信賴和自信的共同體採取行動的能力，一個能夠承受美中競爭、技術分化和氣候破壞的交叉影響的共同體。

　　東盟地緣經濟工作組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制度創新，正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預見和管理這些跨支柱風險的機制。它的存在承認了該區域不能再僅僅依靠外交來確保穩定——經濟戰略現在必須成為安全工具包的一部分。

　　結論：新時代的新東盟

　　2025年聯合部長級會議的聲明不僅僅是另一份公報；它是一份靜默的戰略革新宣言。它捕捉到一個處於轉型期的集團：從被動反應的外交轉向預期性的治理；從經濟合作轉向經濟安全；從區域論壇轉向全球行動者。

　　隨著菲律濱準備在2026年接掌舵輪，它繼承的不僅僅是一個儀式性的主席職位，更是一項戰略責任，要將東盟的地緣經濟願景轉化為具體行動。馬尼拉的領導力可能決定東盟從這個碎片化時代脫穎而出時，僅僅是一個旁觀者，還是亞洲未來秩序果斷的塑造者。

　　在一個危機倍增、確定性減少的世界上，東盟從吉隆坡傳遞的訊息很明確：團結、開放和韌性不再僅僅是理想；它們是生存策略。而對菲律濱來說，即將到來的主席國任期提供了一個罕見的時刻，有助於引導這條集體航線邁向2045年，邁向一個共享的未來，在那裡，東南亞不是大國競爭的邊陲，而是區域和平、安全與繁榮的樞紐。

　　的確，東盟主席聲明傳達了一個清晰的戰略訊息：東盟尋求在一個大國碎片化的時代中，通過將地緣經濟韌性制度化、強化團結、並主張區域中心性作為亞太地區多極化的錨點，來重新定義其角色。

　　它反映了東盟的集體意圖，即保持主動而非被動，加強內部協調、制度韌性和開放區域主義，以在日益激烈的美中競爭、經濟保護主義和全球供應鏈重整中，維護其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