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仁：居安思危，擯棄當代的「和平病」

　　歷史的長河奔湧不息，和平與衝突如同河床與波浪，共同塑造著文明的軌跡。然而，當一段較長的和平時期沉澱為社會的集體記憶，一種精神上的倦怠——或可稱之為“和平病”——便開始悄然滋生。它並非對和平的熱愛，而是對和平的絕對化崇拜，其症狀深刻影響著我們對世界與現實的理解。

　　其一表現為將和平視為不容置疑的絕對價值。在這種思維下，維持現狀成為最高目標，甚至不惜以模糊的主權邊界和受限的發展空間為代價。彷彿只要談判桌尚在，刀劍便可雪藏。然而，歷史的教訓殘酷而深刻：從慕尼黑的陰謀到強權環伺的近代屈辱，一味的妥協從未換來真正的和平，反而為更大的衝突埋下了伏筆。這並非鼓吹窮兵黷武，而是提醒我們，和平應是有原則、有底線的共存狀態，而非以尊嚴換來的短暫休戰。

　　其二衍生出一種對軍事力量的道德潔癖。在這種視角下，任何與戰爭相關的元素都被先天地打上“原罪”的烙印。我們忘記了從反法西斯戰爭到民族解放，人類歷史上不乏以戰止戰、以武衛仁的悲壯篇章。偉大的教員早就告誡我們“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種辯證關係同樣適應戰爭與和平。徹底否定武力在捍衛正義與核心利益中的必要性，無異於在猛獸環伺的叢林中自廢武功，將命運的抉擇權拱手讓人。

　　其三滋養了對國際局勢的幼稚幻想。它假設所有行為體都會在純粹理性的軌道上運行，而忽略了誤判、非理性衝動與利益集團博弈才是歷史的常態。正如修昔底德筆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其根源並非簡單的善惡，而是源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與由此產生的戰略誤判。一味迴避矛盾、粉飾太平，只會麻痺我們的神經，削弱我們應對突發危機的能力。

　　其四催生了面對摩擦時逆向歸因的慣性。一旦風波乍起，染病者便率先躬身自省：“是否我們過於強硬？”“是否我們破壞了和諧？”這種思維的本質，是對西方既定規則體系的盲目崇拜與自身主體性的喪失。當對手將我們的核心利益——例如將台灣問題扭曲為其“存亡關切”，作為挑釁的籌碼時，我們若仍沉溺於單方面的自我檢討，這非但不能息事寧人，反而會助長其囂張氣焰，最終損害的是國家的根本利益與尊嚴。

　　其五放大了對戰爭代價的非理性恐懼。它將戰爭等同於“世界末日”，卻選擇性忽略了代價的大小，根本上取決於準備是否充分與實力是否雄厚。正如一句古老的智慧所言：“你若想要和平，便需準備戰爭。”這裡的“準備”，並非渴望衝突，而是通過強大的國防、團結的意志和清晰的戰略，將潛在衝突的代價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從而真正威懾冒險行為，守護和平。平時不磨礪刀劍，危難來臨時才真正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許多人內心深處恐懼的，或許並非戰爭本身，而是戰爭可能摧毀當下全球化規則下的舒適生活。作為現有體系的深度參與者與受益者，他們擔心戰爭會令其失去一切，因而拚命渲染孤立與崩潰的恐慌情緒。然而，現實世界的地緣政治博弈遠比簡單的二元對立複雜。縱觀當下，大國博弈中完全的經濟隔離近乎不可能。中國的工業實力已然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樞紐——世界或許更需要中國的工廠，而非相反。所謂的“孤立”，更可能演變為一場圍繞以中國為核心的生產體系進行規則重塑的漫長博弈。

　　歸根結底，治癒“和平病”，並非是要我們好戰，而是要我們清醒。它要求我們超越對和平的膚淺理解，認識到真正的和平，從來不是乞求來的賞賜，而是有實力捍衛的權利。它呼喚一種在承平歲月裡依然能居安思危、在複雜局勢中能堅守原則的民族智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真正守護好這來之不易的和平，並確保下一個時代的規則，書寫著我們的尊嚴、利益與對公平正義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