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源森：中華文化與聖誕節

　　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屹立、延綿五千年而不倒，正在於其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它從不以排他為榮，而是將外來文明轉化為己有，外地文化一進入中國，並非被簡單複製，而是在本土土壤中重新生根、發芽，長成別具風貌的新形態。

　　佛教自天竺傳入中土，經士大夫融通貫會與實踐，化為禪宗、淨土，深刻影響中國人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使之發揚光大，更流傳至日韓越等國，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同樣地基督教傳入中土，也逐步在語言、倫理與生活方式上尋求本地化的表達；伊斯蘭教在中國形成獨特的清真文化，與地方社會和諧共存。

　　而聖誕節本是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的節日，早已超越了單一宗教的疆界，成為普世共享的溫暖時刻。燭光、頌歌、祝福與施予，所傳遞的不只是神學教義，而是一種對“愛”的肯定——愛人如己、憐憫弱小、以善勝惡。正是在這一點上，基督教精神與中華文化儒家思想，跨越時空與文明，彼此遙相呼應。

　　儒家講“仁者愛人”，強調推己及人、修齊治平；基督教則言“愛人如己”，倡導博愛、寬恕與犧牲。一為東方聖哲的倫理之道，一為西方宗教的救贖之愛，表述不同，關懷卻同歸於人心。兩者皆以人為本，以道德自覺為起點，以社會和諧為終極關懷。因此，聖誕節的仁愛精神，並非外來於中華文化的陌生之物，而是可以在“仁義禮智信”之中，找到深厚而自然的共鳴。

　　不僅宗教如此，思想與制度亦然。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理念，進入中國歷史境界後，被重新詮釋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試圖回應民族、民權、民生的現實課題；同樣是來自西方與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結合具體國情，演化為毛澤東思想。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一種文化主體性的再創造。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這種融合更是隨處可見。就像是旗袍，一種源於滿族服飾，吸收西式剪裁，成為東西合璧的經典美學；中山裝，結合傳統衣冠與現代功能，象徵時代精神；坐椅、睡床等的普及，也是在吸納外來器物形制後，改變了中國人古代席地坐睡的生活方式。這些看似平凡的變化，正是文明活力的具體呈現。

　　在某些無神論者眼中，聖誕節被簡化為“西方宗教節日”，因而被視為與自身立場相駁的異端邪說，甚至刻意排斥、不予提倡。這種看法，表面上似乎堅守理性與信念的一致性，實則是一種對文化、歷史與價值層次的誤解，甚至是對文明共同資產的自我設限。

　　首先，聖誕節從來不只是“有神論者的專利”。它固然起源於基督教，卻早已超越教義本身，演化為一個普世的人文節日。聖誕所歌頌的，並非神學辯證中的“神是否存在”，而是仁愛、憐憫、分享、希望與和平——這些價值，並不需要建立在信仰神祇之上，才能被理解、被實踐。一個無神論者，完全可以不相信上帝，卻仍然認同“愛人如己”的倫理精神；正如他可以不信孔子是聖人，卻依然踐行“仁者愛人”。

　　若以“是否有神”作為節日取捨的唯一標準，那麼邏輯勢必走向荒謬。端午節是否一定要相信屈原的靈魂？清明節是否一定要相信祖先顯靈？中秋節是否一定要相信嫦娥奔月？文化節日的核心，從來不是形而上的信仰裁判，而是人類共同情感的凝聚與倫理記憶的延續。否定聖誕節，只因其西方宗教起源，正是一種狹隘的“反信仰教條主，排斥聖誕節更顯得格格不入。中國文明五千年能迄立不倒，靠的從來不是封閉排他，而是“和而不同、兼收並蓄”的智慧。

　　當聖誕節的“愛”遇上儒家的“仁”，不是衝突，而是相互映照；不是取代，而是豐富。文明之所以長青，不在於固守不變，而在於其能夠不斷生成，能包容，方能轉化；能轉化，方能久遠。中華文化正是在這樣的流動與更新之中，歷經風雨而不倒，一支獨秀。聖誕的鐘聲在此響起，不只是宗教的回音，更是人類共同價值的共鳴——仁愛、和平、希望，於古今中外。

　　中華文明氣度廣，海納百川胸懷寬，

　　佛教傳入變禪宗，發揚光大舉世讚；

　　三民主義自由談，馬列化為毛思想，

　　基督聖誕傳播善，仁愛不論東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