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仁：直面壯闊時代：文學豈能失語於2025？

　　2025年，注定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一座熠熠生輝的坐標。從福建艦的電磁彈射鋒芒劃破海天，到國產芯片在封鎖中破壁崛起；從外交場上以《中國不跪》檄文昭示“三不”鐵骨，到以稀土為戰略籌碼在博弈中重塑格局；從“九天蒼穹”無人機以顛覆性優勢領跑未來戰場，到在東亞堅決反擊右翼挑釁、捍衛戰後秩序……這一年，中國以實力為墨，以擘劃為筆，在時代長捲上書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強起來”壯歌。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當現實如此波瀾壯闊、直抵史詩之境時，我們的許多文學創作卻呈現出一種令人不安的“失語”狀態：或是對此熟視無睹，沉溺於杯水風波的咀嚼與小情小調的循環；或是有意迴避，在時代巨變的轟鳴前選擇了沉默與疏離。此種集體性的怠惰與迴避，不僅是文學自身生命力的萎縮，更是對時代精神與人民創造的嚴重辜負。

　　當下文學的失語，首先體現在對時代核心命題與重大成就的結構性缺席上。我們目睹了一個科技自立、大國博弈、文明自信空前凸顯的年代，這些構成了民族精神最激昂的脈搏。然而，大量作品卻自動退縮到歷史故紙堆、鄉土懷舊夢或個人慾望迷宮的狹小疆域。當無數工程師為攻克光刻機而殫精竭慮，當解放軍將士為捍衛海疆而劈波斬浪，這些蘊含著最高理想主義與犧牲精神的故事，本應激盪出最動人的文學篇章，卻在我們的文學版圖上成了沉默的空白。

　　這種缺席，並非因為題材缺乏魅力，而是源於部分作家感知時代能力的鈍化與擔當意識的消退。他們或是被困於“純文學”的陳舊教條，將“時代”與“藝術”對立；或是懾於題材的宏大與駕馭的難度，寧願選擇輕便熟路；或是受市場短期利益驅動，迎合碎片化、快餐式的消費趣味。其結果，是文學在應當發出最強音時，卻陷入了意義貧乏的喃喃自語。

　　更深層次的失語，則是一種主動的“意義逃避”與“歷史畏縮”。某些創作並非沒有觸及現實，卻熱衷於以解構、虛無或犬儒的姿態，消解一切崇高、奮鬥與集體價值，將複雜壯闊的時代進程簡化為權謀遊戲或荒誕劇場。還有一些作品，則陷入了對“人性深度”的片面理解，彷彿只有書寫人性的幽暗與頹廢才算深刻，而對昂揚、奉獻、創造等同樣真實且磅礡的“人性光明面”視而不見。這種選擇性的失明，實則是精神上的侏儒化。

　　魯迅先生曾言：“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 倘若燈火只願光顧腳下的泥濘，而不敢仰望星空、照耀前路，如何能承擔起引導之責？當中國正以空前力度進行著人類歷史上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實踐，為文學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時(恩格斯語)，文學的“有意失語”，無異於在精神戰場上未戰先怯的自我放逐。

　　文學不應也不能在時代的大考面前缺席。要打破這種失語狀態，首先要求作家們完成一場深刻的“主體革命”：必須走出書齋，真正“沉入”到時代沸騰的生活第一線。不是走馬觀花的采風，而是心靈的扎根，去理解科技人員的執著、一線工人的汗水、外交官的智慧、普通奮鬥者的悲歡。唯有如此，才能獲取書寫新時代的“第一手材料”與真摯情感。其次，必須突破美學上的惰性與敘事上的套路。宏大敘事並非等同於空洞宣傳，它要求將國家民族的命運，藝術地熔鑄於鮮活、具體、豐滿的人物命運與戲劇性衝突之中，實現“史詩性”與“人文深度的”完美統一。從《戰爭與和平》到《白鹿原》，偉大作品無不證明此點。最後，整個文學生態——包括出版、評論、獎項機制——應有意識地鼓勵、培育那些敢於並善於回答時代課題的作品，為時代正典的誕生開闢空間，凝聚共識。

　　2025年的中國史詩，由無數奮鬥者以熱血與智慧共同書寫。我們的文學，倘若繼續對此保持沉默或發出蚊蚋之聲，將被時代洪流遠遠拋在身後，也將被後世讀者所遺忘。是時候結束這場失語的窘境了！作家們當以筆為旗，勇毅地投身於這壯闊的現場，用敏銳的洞察、磅礡的想像和精湛的藝術，為我們的人民立傳，為我們的時代鑄碑。唯有如此，文學才能重獲其應有的尊嚴與力量，在民族復興的星河中，找到自己那顆璀璨的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