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濱悠久的叛國史 作者：扶西·安東尼奧·卡斯托迪奧（Jose Antonio Custodio）

　　到了這個時候，鑑於國家的政治狀況，“MAKAPILI”這個詞再次成為家喻戶曉的用語。這個詞源自二戰期間由親日菲律濱人設立的一個組織，名為“菲律濱愛國者協會”(Makabayan Katinkatulungan ng mga Pilipino)，因此其首字母縮寫為 MAKAPILI。

　　戰時的 MAKAPILI 因參與日本在菲律濱製造的一些最惡劣的暴行而臭名昭著，儘管其成員是菲律濱人。MAKAPILI 的成員參與了日軍令人恐懼的“劃區”行動，在這些行動中，平民被圍捕並送往聖地亞哥堡或憲兵隊分遣隊，從此再也沒有出現。他們甚至參與了1945年焚燒馬尼拉市的行動。在大眾文化中，他們通常被描繪成頭上頂著一個竹筐以隱藏身份，同時指認人群中誰涉嫌參與游擊運動。他們濫用權力，甚至將與自己有過節的無辜者也牽連進去，這一事實更加劇了菲律濱人對 MAKAPILI 的仇恨。

　　可以把他們想像成類似當今美國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探員，全都蒙面，成群結隊在社區遊蕩，任意綁架任何他們認定為無證移民的人，即使其中許多人持有證件且正在走法律程序。幸運的是，在菲律濱，考慮到國內親中分子的數量，我們尚未再次達到那種程度，但話又說回來，為何要等待那種情況發生呢？

　　由此可見，菲律濱的叛國行徑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任何歷史系學生都知道其歷史甚至更為久遠。菲律濱並非由其原住民作為一個統一的地理政治實體建立起來的。它是西班牙作為該歐洲國家的殖民地產物。

　　在此之前，它是由從蘇丹國到小型自治社區等各自為政、互不相屬的政治團體組成的混雜集合，這些團體常與鄰近地區發生爭端。它們對殖民主義勢力來說多半易於攻取，在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的艦隊抵達群島時，我們就能看到最早的例子，當時他選擇支持胡馬邦(Humabon)對抗拉布拉布(Lapu Lapu)。儘管此事對麥哲倫而言結局不佳，但它為西班牙人最終征服他們命名為菲律濱的大部分島嶼奠定了模式。隨後，西班牙官員透過挑撥一個地區的人民對抗另一個地區，使民眾保持分裂，從而控制殖民地。事實上，在近400年的時間裡，將菲律濱牢牢控制在西班牙手中的殖民軍隊主力，大部分是由本地部隊組成的。西班牙人還做了一件陰險的事，即吸納本地精英為他們服務，這造成了一種持續至今的局面：菲律濱的政治精英通常不認同他們理應服務的群眾。相反，他們被灌輸了服務外國實體的思想，若無此目標，則會犧牲菲律濱人民的利益只為自己服務。正是這種局面一直阻礙著菲律濱走出一條真正獨立道路的努力，因為其最大的敵人並非外部勢力，而始終來自內部。許多反抗外國佔領者的菲律濱英雄，都因叛徒或機會主義者的出賣而功敗垂成。迭戈·斯朗(Diego Silang)、安德烈斯·文尼法壽(Andres Bonifacio)、格雷戈里奧·黎畢叻(Gregorio del Pilar)、安東尼奧·倫那(Antonio Luna)、艾米利奧·亞銀那洛(Emilio Aguinaldo)和未申智·林(Vicente Lim)只是眾多被自己同胞出賣或殺害的英雄中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對菲律濱意義重大，因為它產生了一個永遠與叛國聯繫在一起的詞彙。那就是前面提到的縮寫詞 MAKAPILI。然而，儘管該詞彙備受鄙視，事實仍然是，這些戰時叛徒只是延續了許多菲律濱人和本地人在美國時期，當然還有西班牙時期就已做過的事。MAKAPILIS 在當時，是美國時期的菲律濱偵察兵和菲律濱保安軍(他們追捕菲律濱革命者)，或是那些為西班牙守護菲律濱四個世紀的本地部隊的最新版本。日本人只是利用了菲律濱早已存在的內部不團結的污水池。

　　政治機會主義

　　戰後，在再次獲得獨立後，菲律濱開始重建遭受戰火摧殘的國家。在二十年的時間裡，它發現自己受到叛亂和封建政治反覆無常的衝擊，這些都是殖民統治的副產品。菲律濱政治的一個特點是“變節主義”(turncoatism)問題。菲律濱的政黨表面上只是模仿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政黨模式。實際上，政黨只是政客用來推進個人野心的工具。一旦該黨無法實現此目的，他就會跳到另一個能做到的政黨。因此，本國的政治格局很少受原則指導，而常常受個人私利驅動。1986年的乙沙(EDSA)革命本應解決這個問題，為菲律濱開創一個民主新時代。然而實際發生的卻是，本國變本加厲地倒退到軍管法前那種變節主義和政治機會主義的政治狀態。因此，到了1990年代中期，當中國透過在帕加尼班礁(Panganiban Reef)/美濟礁(Mischief Reef)的行動，成為菲律濱最新的生存威脅時，他們和歷史上所有對這個地區有野心的帝國主義勢力一樣，再次利用了構成菲律濱政治體制的內部不團結和機會主義的污水池。

　　在其他國家，叛國被視為社會邊緣的極端分子所為。他們被視為應受羞辱和鄙視的人。需要一場創傷性的動盪，才能使叛國行為主宰一個國家的存在。以法國和挪威為例，它們是經歷了德國的實際入侵，才讓叛徒有機會作為納粹傀儡踏足這些被征服國家的權力走廊。

　　相比之下，菲律濱甚至沒有遭遇與那些歐洲國家相當的創傷性局面，卻仍然選出了一位毫不掩飾地為了自身國家安全利益而偏袒中國的總統。中國人一槍未發，就成功滲透並掌控了菲律濱的國家權力，這與西班牙人、美國人和日本人動用相當規模的部隊進行戰鬥才能做到截然不同。儘管在杜特地政府之後，由於馬科斯和杜特地陣營的內鬥，他們在六年後部分失去了這種掌控，但這已足夠讓他們透過散播親中的菲律濱喉舌，在本國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勢力。

　　因此，根據菲律濱的歷史案例，可以論證，叛國的傾向並非存在於菲律濱社會的邊緣，而實際上是其主流的一部分。菲律濱人可能會否認這一點，但任何與這個國家打過交道的帝國主義勢力都深知此點。即與惡意外國實體合作的意願，在菲律濱人中無論社會地位高低都易於找到。在利用群島上的地區、社會和民族分歧方面，後續的每個殖民主義勢力只是對前一個勢力開啟的做法進行了精煉。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人可以感謝西班牙人開啟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感謝美國人完善了它，並使許多菲律濱人渴望殖民統治，成為“小棕色美國人”；以及感謝日本人展示了無論佔領政策多麼殘酷，仍然可以在菲律濱人中找到大量合作者。

　　對中國誘惑的脆弱性

　　回到現在，為什麼菲律濱在叛國問題上對中國來說是易於摘取的果實？原因在於本國普遍存在的社會弊病。叛國的幫凶是本國政治和經濟精英所犯的腐敗和機會主義。治理中的高腐敗率與當權者中的高叛國率存在正相關。一個在腐敗和機會主義中茁壯成長的政客、商業領袖，甚至普通菲律濱人，只想到自己，不關心整個社會和國家的福祉。這使得個人很容易被像中國這樣的外國實體鎖定目標，透過被吸納的菲律濱人來推進其議程。腐敗是地方主義、社會差距、殖民心態和冷漠這盤蛋糕上的糖霜，這些因素共同創造了一個易於滋生叛國的社會。因此，自2016年開始的涉及防洪工程的最大腐敗醜聞之一爆發之際，菲律濱政界、私營部門人士以及社交媒體影響者中的親中叛國行為和言論也隨之增加，這並非巧合。

　　要抵制這一點，需要小馬科斯政府具備極大的政治意願，因為它現在正是這些菲律濱國內親中叛國分子的目標，這些人正蓄意破壞本國在卡拉延島群和西菲律濱海的領土與主權利益。

　　即使它擁有國家權力的一切手段，例如國家的強制能力、龐大的情報機構、廣泛的法律能力、調查和警察權力、影響政府其他部門的能力等等，如果沒有伴隨的戰略眼光和政治意願，所有這些資產都將被浪費。其結果將是親中陣營在本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直到最終重新奪取國家權力。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對小費迪南德·馬科斯、他的家人及其盟友來說，將會有嚴重的影響，因為一個親中的政府很可能由一位急於為羅德里戈·杜特地所遭受的待遇報復的總統領導。到了2028年，小馬科斯政府在歷史上要麼被銘記為果斷制止並擊敗中國對菲律濱滲透吸納的那一屆政府，要麼被銘記為軟弱無力、優柔寡斷、無所作為的那一屆政府。(原載Vera Files)